麦积山石窟大佛

　　这一次丝绸之路之行，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西部的神喜欢住在窟里。

　　这比较有意思。"窟"不就是洞吗？所谓"狡兔三窟",所谓"龙生凤，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怎么神不住在天上，非要到人间过一种洞穴式的生活呢？

　　从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到兰州黄河岸边的炳灵寺石窟，再到安西的榆林石窟，最后到敦煌石窟，一路上上山下山，洞进洞出，拜访名称繁多、面貌各异的各路神仙，看得我眼花缭乱，听得我昏头昏脑。也许是天生缺乏慧眼，恕我不恭，我实在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搞不清他们的关系，更不知道他们都有何超凡的本领。我只知道他们或高大或矮小，或慈眉善目或凶神恶煞，反正都不是人，都是见了要拜不敢得罪的。

　　所以，这一次旅行，除了长城以外，就是这些神和这些神所居住的洞窟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了。

　　那么这些神都有些什么来历呢？

　　浑血的神

　　在干旱的西部乘船，是件对比强烈的事情。

　　这实际上是黄河的一部分。只是一座147米高的大坝使黄河的这一部分突然变成130万平方公里的浩渺水面，人们一般不再叫它"黄河"而呼之为"水库".

　　"刘家峡水库"是这片水域的名字。我们从水库大坝的黄河下端，往上溯行到黄河的上端，去寻找一个叫"炳灵寺"的神的居所。

　　"炳灵寺"为藏语，意为"千佛".在南北长2公里的水峭壁上，成百上千的佛从183个洞窟的佛龛中，看着我们这些乘坐现代化摩托艇的不速之客。

　　专家们说，这是河西走廊上最早的石窟，有浓重的犍陀罗风格。

　　所谓犍陀罗风格，是佛教艺术的专有名词。

　　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入印度建立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殖民地的欧洲人后裔，与原来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一起，建立起强大的贵霜帝国，定都犍陀罗（今马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部地区）一带。贵霜帝国的第三代君主迦腻色迦开始提倡佛教，并将希腊雕刻神像的手法用来雕刻佛像，于是，犍陀罗艺术产生了。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而佛教传入中国，3世纪时西域开始开凿石窟，5-6世纪石窟遍布河西，从丝绸之路走来被称为"佛"的神，就这样在东方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居所，犍陀罗艺术也随着佛教来到中国。

　　印度时期，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华夏文明，都是在不同的区域独自发展起来的文明样式，每种文明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神是文明的产物，更是一种文明的独特代表或称最高的体现。一个来自外国的神，又如何能被中国人接受，并在中国生根开花呢？

　　其实佛教初传华夏时，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拒斥。沙门"袒服"即右袒着袈裟，违背中国服章礼制；僧人"不拜君亲",也违背中土"敬王孝亲"之训；甚至他们吃饭的方式--蹲着吃饭，也和中国人坐在桌子旁吃饭不同。东晋至唐之间，儒家知识分子和佛教徒的"袒服之辩"、"敬王之辩"、"偏食之辩"争论数百年，最后以佛门极力向儒家靠近而结束。

　　在新疆若羌县汉代米兰佛寺的佛塔座上，考古学家发现一幅"有翼天使"彩色画像。有翼天使是希腊神话中的东西，怎么到了印度佛教的佛塔上？

　　佛塔上的这个长着翅膀的人，已经不叫"有翼天使"而叫"飞天".

　　但这个"飞天"长着像鸟一样的双翼，却像无数飞翔在天的动势；而中国佛寺壁画及雕塑中的无数飞天，虽然没有双翼，却借着衣饰与背景烘托，载歌载舞，御风飞行，灵动飘逸。

　　从长着翅膀的初期"飞天",到完全中国化的飞天，演变的轨迹在安西地区的壁画中清清楚楚：西魏飞天，身体沉重，以强劲的力在天上飞翔；北周飞天则开始注重身体的曲线；到了隋唐时代的飞天，已是载歌载舞，在天上轻盈自如地流动。

　　美国着名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世界上的伟大文明大多已存在了至少一千年，有的则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些文明都有一个加强自身生存机会借鉴其他文明的记录。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人为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吸收印度的佛教，这并没有使中国'印度化',相反倒造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中国洞窟中所住的大佛，身体中流动着印度、希腊和华夏文明的共同血液--假如它有血液的话。大佛，实际上是混血的神。

　　然而也正是混血的神才更有生命力，它在敦煌以及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中，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灿烂文化和艺术，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了根本影响。

　　对天空的激情

　　康德曾经说过，他们敬畏的东西有两个，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敬畏道德律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还要敬畏头顶的星空呢？

　　我认为这种敬畏来自人的内心深处无法根除的宗教感。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

　　从古到今，这永恒的疑问一直在天际回响。"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时间的大神密，空间的大神秘，世界的大神密，只要一想，就会犯傻。而人是有思想的，不可能不想。愈想愈想不通，愈想不通就愈要想。想来想去，就去找神帮忙。不管这个神叫佛、叫上帝、叫真主或是其他的什么名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万能的神来崇拜，凡是我们想不通，不敢想、不愿想的事情，都交给他。

　　但比较起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似乎更容易天然地接受宗教。

　　让我们看一看河西丝绸之路的众多洞窟寺庙。敦煌从公元366年开始建窟，一直到公元1370年左右修建，其间绵延千年而不绝。是什么支撑着这种持续的开凿雕绘呢？

　　麦积山的摩崖立佛高达16米，炳灵寺的摩崖大佛高达27米，莫高窟的大佛高达35.5米，这些大佛，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是什么让那些建造者不惜金钱和时间，非要一点一点地掏空一座山，建造一个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佛像，并在洞窟内一笔一笔地画出精美的壁画呢？

　　仅仅用一般的实用观点，恐怕很难有这种持久的毅力和热情，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虔诚，一种燃烧着的宗教情感。

　　试想，一个商队或使者，走在无边无际的戈壁大漠上，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单调的驼铃声发出幽远的回响，只有风发出尖利的鸣啸，寂寞、孤独像蛇吞噬着他的心，他思念故土，思念亲人；前途漫漫，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回到久别的家中。这时候，他是多么脆弱，多么渴望同类，渴望听到属于人的声音。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