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继城背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重庆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

　　1925年至1926年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在我国三峡地区考察时，在今重庆市巫山县境内，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与大溪交汇处的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三峡地区诸多地方发现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址，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即有远古人类生息繁衍，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类型古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大溪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为公元前 4500年-前 3000年，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相当。

　　虽说大溪文化是以1959年发掘的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但其中心区域却在湖北江汉平原以南以西地区。经调查，仅湖北境内已发现大溪文化遗址近百处，其中发掘规模较大、考古资料又比较丰富者主要有宜都红花套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和江陵朱家台遗址。同时，这三处遗址也正处于大溪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

　　大溪文化的氏族村落多分布在河流阶地或台地上，或是河流交汇之地。居于河流阶地或台地上，主要是为了防止洪水的侵害。而河流交汇的地方，更是人们所喜欢居住的地点。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此外，近河一带交通也方便，便利了人们的交往。

　　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渔猎经济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大溪文化时期，手工业也得到相应发展，磨制、钻孔等技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大溪文化的手工业包括制石、制陶、制骨、纺织和编织等。这些手工业门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大溪文化陶片上还出现了许多刻划符号，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300多个不同的刻划符号。这些原始刻划符号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文字起源研究的视野，有研究者认为它们“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字揭开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