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永靖县西北35公里的小积石山，千峰竞秀，万壑争奇，滚滚黄河自西一路奔腾而来，在这里突然转折，水流湍急，巨浪翻腾，炳灵寺石窟就开凿在纵贯两山之间的大寺沟西岸的悬崖峭壁上。

　　1951年10月，陇上学人、时任西北人民图书馆馆长的冯国瑞先生利用到临夏参加土改工作的机会，跋山涉水，亲临考察，并在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后，旁征博引，撰写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文，先后登载于《甘肃日报》《光明日报》上，引起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拉开了勘察保护这座千年石窟寺的序幕。

　　1961年3月，炳灵寺石窟入列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963年4月，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炳灵寺发现中国佛教石窟寺迄今最早的纪年题记。

　　2007年，炳灵寺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单位。

　　169窟内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比第一次勘察中所发现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题记，在时间上，提早了将近一百年……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

　　2013年9月4日中午时分，一场秋雨让炳灵寺石窟前的水流比平日里急了几分，浑浊的黄河水拍打着岸边的堤坝，不远处的寺院传来钟声，在狭长的山谷中激起回响，愈发衬托出这座千年石窟的幽静。多雨时节，游人稀少，我们得以放慢脚步，穿行在这绵延1600多年的石窟长廊中，用心体会佛教艺术给人带来的平和宁静。

　　炳灵寺，北魏之前叫唐述窟，唐时称作灵岩寺，唐宋以后至元明之际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始有“炳灵”之名。“炳灵寺”,即为藏语十万弥勒佛州之意。

　　炳灵寺石窟由下寺、上寺和洞沟三部分组成，现存（比较完整的）窟龛216个，仅下寺就有185个，大部分开凿于大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自西秦始，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类造像776尊，壁画约912平方米，石刻题记62处。

　　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接待办主任王玲秀介绍说，这是我国佛教艺术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之一，保存有最早期、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画和石雕，见证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兴衰的全过程，以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艺术形式的更替繁荣，被誉为中国“石窟百科全书”.

　　由于大寺沟周边的崖壁均为白垩纪时期的红砂岩，炳灵寺的石窟大都是依山而凿的浅龛，规模不大，窟内或雕佛像，或塑佛塔。我们沿着栈道，依山势逶迤而上，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大佛，大佛顶部，就是炳灵寺石窟最为着名的169窟，也称天桥南洞。着名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洞窟距地面约40米，依靠宽度仅容一人的木质栈道和悬梯呈之字形连通，望之令人胆寒，我们几乎是手足并用，才攀爬上去。难以想象，虔诚的古代僧侣是如何每日在这里登高向禅的。

　　“169窟是炳灵寺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最早的洞窟。”作为发现者之一，甘肃省石窟研究专家董玉祥用三个“最”界定了169窟在整个炳灵寺石窟中的地位。

　　时隔整整50年，董玉祥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963年的4月，甘肃省第一次开展全省文物大调查，勘察的第一站选择了炳灵寺石窟，由我和岳邦湖等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5名队员负责。当时还没有修建刘家峡水库，我们先从兰州坐车去临夏，然后从临夏再坐车去莲花城（当时永靖县的县城，后修建刘家峡水库时被水淹没），然后顺着黄河往上走，到渡口坐羊皮筏子过河，一路颠簸到了炳灵寺。”

　　“169窟在悬崖的最高处，距地面有60米，现在距地面40米，主要是因为石窟前修建的防护堤坝缩短了大佛底部和悬崖顶端的距离。由于年代久远，旧时所修栈道早已踪迹难寻。我们就从当地请来有经验的工匠，由他们依靠崖壁上残留的桩眼现搭架子，然后一层一层铺木板，再搭梯子，我们慢慢往上爬。实在爬不上去的地方，工匠就在我们腰里系上绳子，一点一点往上拽，我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才爬上了洞窟。”

　　很快，董玉祥和他的同伴们就发现自己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历史。

　　“这是一个喇叭形状的天然溶洞，洞窟前面一部分都崩塌了，只有最里面的保存了下来。洞窟里鸽子粪鸟粪堆得像小山一样，几乎占满了洞窟的平面。我们发现洞窟内距现在最近的记载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段铭文，由此推断，我们是这400年来的第一批造访者。”

　　“当时窟内仅存佛龛壁画24个。有的龛内只造一佛，有的则塑一佛二菩萨，这些造像或坐或立，大都体魄雄健，神情冷峻，造型古朴。特别是站立着的佛像，基本上是两腿略略分开，一只手曲于胸前，另一只手自然下垂后握衣裾，衣质轻薄透体，充分展现出佛衣下饱满挺拔的躯体线条。这种造像的形制显然受了古印度雕塑风格的影响，是典型的早期佛像艺术。”

　　“在洞窟北壁上，我们发现了一方墨书题记遗迹。因风雨剥蚀，鸟类扑抓，字迹模糊不清，但是末尾”建弘元年岁在玄三月廿四日造“几个字还能辨认得出。建弘，是西秦君主乞伏炽磐的年号，公元412年炽磐迁都罕（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后，在此窟内大举造佛，”神仪重晖“.从几处壁画及造像的叠压关系来看，这个洞窟开窟造像的年代实际上还要早于420年，建弘元年，仅是此窟的重修和扩建时间。这一发现让我们激动不已。”

　　文物工作队在勘察结束后撰写的《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西秦墨书题记的价值，“169窟内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比第一次勘察中所发现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题记，在时间上，提早了将近一百年……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

　　在169窟内还有不少西秦壁画，这些主要以“说法”为主题的壁画既有西域式的特点，又有汉文化的特征，表现出佛教刚传入汉地时与中原文化结合的艺术形式。最为珍贵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维摩诘经变图。

　　甘肃省石窟研究专家张宝玺认为，炳灵寺石窟的建造，和西秦王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秦，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虽然统治时间仅仅四十七年，但因历任君主笃信佛法，其境内佛教之盛，并不亚于四周其他政权。特别是乞伏炽磐在位时，当时的名僧圣坚、玄高、玄绍、玄弘及西域大禅师昙摩毗都曾来到西秦，被尊为国师，译经传法，促进了中西佛教艺术的交流，炳灵寺石窟也因此成为当地规模较大的佛教中心。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