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炳元曾经长期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市生活、创作。嘉峪关、河西走廊、敦煌都是他艺术生涯的大底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经和朋友在丝路大漠的月夜中演奏关于这条道路的声音，而他所创作的《丝路长安》交响乐则将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所有的传奇、光荣和梦想演绎的荡气回肠。

　　记者：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家，对这条道路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您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崔炳元：是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明的接触碰撞起着桥梁作用。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东西文明相互激发、相互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北魏、东魏、北齐以及西魏、北周前后近200年的发展，西域的音乐绵绵不绝地传入中国内地。这些西域的胡乐，与其他输入中国的西域文化成分一样，同中华固有的文化交光互影，为中华文化所听纳与消融，俨成中华文化血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200年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与交流，为此后隋唐时代的大发展铺垫了道路。在隋唐时代，尤其是号称盛世的大唐时代，西域各种文化的输入达到了高潮。西域音乐的传入与融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巅峰。例如，中东的乐器Wood,经过了一千多年，才演变成今天直立演奏的中国琵琶。而中东的Wood到了西方，逐渐演变成欧洲乐器“Lut”.我们现在的琵琶是四根弦的，而在敦煌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唐朝时五根弦的琵琶。

　　记者：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把礼乐教化视为本土文化攸关生死大事的国度，又是一个对自己文化有极大信心的礼仪之邦，为什么会把“夷狄”的音乐文化放进“礼乐制度”中呢？这岂不是有“夷狄滑夏”的嫌疑吗？

　　崔炳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一个上升的时代总是对外来的文化有着最积极和包容的态度，汉朝是这样，唐朝也是这样。这些新鲜的文化要素，是对母体文化血液的流通更新。人类最具希望的存在是对外界的巨大好奇，这种好奇会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中创造巨大成果，音乐、文学、绘画一系列的文化现象都会在这种好奇的交流中受益。从音乐本身的特性上来说，她不带有更多政治上的倾向，享受音乐也不需要更多技术上的要求，只需要一颗享受美好的心灵就可以了，而丝绸之路的漫长和孤独正需要音乐的安慰。这就为音乐在丝绸之路上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丝绸之路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音乐正是无形丝路的最好表达，它穿越千年的声音至今不绝于耳。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通道，那么丝绸之音则是东西文明的交响。

　　记者：丝绸之路申遗和丝路音乐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崔炳元：在今天，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应该是一件全人类的事情。它是沿线国家辉煌历史的现代标示，它将有力促进这些国家心灵的交流，并最终构成新的合作。现在国家层面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面对这样的战略方针我认为首先要文化先行，而且应当快行，抢占高点，形成氛围。我们总说陕西要走向世界，这就是迈向世界最坚实的脚步。它为历史荣耀注入了时代的元素，丝路申遗唤起的是我们的自豪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会起到最积极的作用。为了配合丝路申遗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我们陕西爱乐乐团计划于明年九月份举办《丝绸之声》交响音乐会，届时我们不仅会演奏我们成熟的关于丝绸之路的音乐作品，同时将邀请中亚五国的音乐家演出代表性的音乐。我们还会在这些国家进行巡演，相信通过音乐的共鸣，陕西的形象和陕西的希望将通过这种形式得到最友好的表达。我们可以自信的认为，民族精神的力量会通过种创造性的表达和沟通诞生出新的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