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里，特纳格尔城是个年轻的城市，可她的昙花一现，给后人留下众多猜测。
与老年人谈及当地近代史，历经几代人口口相传，他们心中遗存的史话已很斑驳。然而，明清以来的历史车轮与时代脉搏，不可能如西王母与周穆王时代遥在云天，幻化为传说故事。前不久，我与阜康市史志办主任周建南详谈，特纳格尔城身后之谜，将我带进了那段纷乱的历史。 “阜康”是乾隆的词汇？
但凡与阜康人接触，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介绍：“我们阜康的地名，是乾隆皇帝赐的。”很多还能说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这个具体年代。
“阜康”一词诞生于盛世的乾隆时代，这个词汇真的是乾隆皇帝思索出来的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阜康建县时的背景。清军攻灭准噶尔汗国，统一天山南北，耗费了康雍乾三代帝王65年之力，大规模战争后的特纳格尔（阜康旧称，蒙古语“水草丰茂”的地方）人烟稀少，需大批人在此屯田定居。当时，天山南北大片疆域也是如此，掌管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在重建西部边陲方面不可能事事安排过问，只需把这个任务交给陕甘总督即可。
从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到1763年，特纳格尔经过军屯、回屯，设置军台、驿站，夯筑土城，城邑规模初显。这些工作，由迪化同知、甘肃布政司、陕甘总督几级行政长官督办，日理万机的乾隆帝最多偶尔过问一下。地方政府把工作做扎实了，才能呈请中央，由皇帝来钦定城名。
当时，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奏章上写着什么，乾隆皇帝阅过奏章后怎样决定赐名“阜康城”,后人不得而知。周建南主编《阜康县志》时，曾到处打听乾隆皇帝在此方面的御批下落，但了无踪迹。“一种可能是乾隆皇帝确实留下‘阜康’手迹，后来毁于战火或在民间流失；一种可能是属下呈报上来的拟定地名中，他选择了‘阜康'.”周建南猜测。而乾隆皇帝赐名“阜康”一说是完全成立的，证据是国家文史馆保存的清代学者的文稿中，提到了“清高宗赐名’阜康城‘”这句话。
周建南说：“我把清代诞生的一些地名史料与阜康的志书结合到一起，脑海中仿佛还原出乾隆帝御赐’阜康城‘的图景。”
68岁的杨应琚在奏章中陈述：特纳格尔新城筑就，城墙高一丈六尺，长三里三引，东南西北有绥惠、丽阳、振威、宁朔四门。从迪化调500余户携眷驻防兵近1800人，接替兵勇屯垦；当地屯民已达900余户，屯田2.7万亩……最后，他恳请圣上为新城命名。
乾隆帝对这位驻守西北30年的老臣非常赏识，但作为“家天下”的君主，赐名的权力不可能下放，年轻的他已记不清为多少亭台楼榭、庙宇堂馆赐过名、题过字、赋过诗。理藩院递过几个写有地名的折子，他放下茶杯品味，认为含有“物阜民康”之意的“阜康”,用于特纳格尔之地比较合适。城毁与盛世才有关？
我从特纳格尔城一截残存的城墙走过，问阜康市一位老人，古城何时被毁灭至此状？他叹息道：“盛世才在的时候毁的。”
古城残垣前的碑文上显示：民国年间（约1940年），日寇侵华，轰炸兰州，西北告急，新疆督办盛世才指令各地防空。当时阜康县官认为城楼高大，目标明显，遂拆除城楼……
不要说新疆人，即使盛世才家乡的东北人，都对他没有好感，盛世才的野心、虚伪和残暴，中共原驻新疆代表邓发的评价很精辟：“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阜康市九运街镇艾纳克古城村72岁的曹福英说，他的爷爷还有村里许多同龄人的爷爷，都是从盛世才部队里逃出来跑到这里的。
对于失去光彩的历史人物，人们很容易将坏事与他捆绑在一起。其实，特纳格尔城自1763年建成后毁坏过多次，前期蒙难与尚未出世的盛世才无关，后期罹患也未必与他有关。
1930年秋，盛世才随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入疆时，特纳格尔城已不是乾隆时代的“三里三引”之城。同治、光绪年间，农民起义军、土匪、叛军引发连年战祸，作为迪化屏障的阜康，首先遭受劫难。光绪二年（1876年），刘锦棠挥师从阿古柏侵略军手中夺回特纳格尔城，城池已千疮百孔，经过14年的休养生息，光绪十六年（1890年），知县左兆凤主持重建特纳格尔城，新城在防守上更为严密，开有三个城门，据说城外还有瓮城，靠北面城墙建有一所庙宇，借以保佑城固人安。
然而，军阀混战年代，老百姓想安定生活简直是桃源梦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马仲英率其主力第二次进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拿下特纳格尔城，而此时的盛世才已获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他决不允许谁在他的地盘上称王称霸，遂率两千余骑省军迅速收复特纳格尔城。年轻气盛的“尕司令”马仲英当然不服新任的新疆督办，盛马大战在阜康县滋泥泉子一带展开。
大战持续了8小时，以马军溃退而终结。入疆之初，盛世才被金树仁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东路剿匪总指挥，他屡战屡胜，显示了其军事才能。这样一个懂军事的执政者，在日军疯狂轰炸兰州时，应该不会让各地自毁其城的。
我从关于兰州的史料中查询到，日军1937年11月派7架飞机轰炸兰州后，发现这个输送苏联援华物资的大通道仍在发挥作用，便于1939年至1941年间集结更多的轰炸机威胁兰州城。有时一天出动飞机上百架次，投弹千余枚，炸毁数千间房屋。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留过学，不会不知道一座小小的县城面对成群轰炸机将是什么命运。
“盛世才作为新疆督办，肯定会要求各地加强防空、减少伤亡，而阜康县官拆除城楼没有必要，也可能是做给上面看。要知道，城楼拆除了，还有厚实绵长的城墙，城内还有密集的民房、商铺，没有城楼，轰炸机就找不到目标了吗？”周建南分析。他认为，特纳格尔城破与时代变革、人口增长关系密切，民国后期，有限的城池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和商业、手工业者，很多人到城外定居，城池成为一种虚设甚至羁绊。
上世纪80年代初，周建南刚到阜康时，特纳格尔城城墙还很壮观，他走在上面感觉像条大路。建房取土的人太多，等它萎缩成现代化城市一截土埂、阜康文化旅游一处古迹时，人们才蓦然发现，它离去的背影太远了。 “运”是左宗棠带来的？阜康市乡村名称中，涌现出“工”、“运”、“梁”、“台”、“沟”、“坑”等诸多名词，除了“运”外，其它名词广泛用于北疆尤其是乌昌地区，唯独这个“运”字，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且让人费解。
阜康“运”地，集中在九运街镇，镇上有五运、六运、七运、八运、九运、十运为序列的村名。我第一次到九运街镇时，请教当地干部及农民，他们大多摇摇头不知所以然，有人解释：“你看到各村村口的水渠了吧？古人将人工开挖的水道称为运河，水渠多了为便于区别，给编了序号。”
后来，我在词典上看到这样的解释，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六“运”诸村的小毛渠，显然以此解释不通。另外，不少水渠为解放后修建，老人们怎么说他们从小就有这些地名了呢？
周建南为此也伤了不少脑筋，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应该说八九不离十。他说，光绪初年，左宗棠来新疆平叛阿古柏，在九运街一带屯过兵，西征军基本上为湘军，按湖南方言，将士们将“营”说成了“运”的音，当地老百姓也跟着称呼，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地名。
将古时军队建制用于地名，全国比比皆是，内蒙古的“旗”、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牛录”、湖南的“营”,都是不同民族的军队建制名称。一般情况下，征讨的军队驻扎在荒郊野外，这里本身没有确切地名，军队移走后，地名留下了。
31岁的刘锦棠是湖南湘乡人，从15岁投入湘军起已身经百战。左宗棠在慈禧面前力陈收复新疆时，刘锦棠已带领湘军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整军备战，将55营老湘军精简为25营。因针对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气候训练一年有余，湘军进军新疆节节胜利，刘锦棠陈兵阜康城郊九运街一带，这里有充足的给养、进退自如的优势。
从1876年7月到次年南下，屯驻在九运街一带的湘军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带有“运”字的符号。被称为“飞将军”的刘锦棠一路进军，一路经营，他派幕僚刘铨任阜康知县，重建县衙，恢复屯垦，刘铨也是湘人，六“运”叫法当然顺利沿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