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寺
中华文明史上，发现文化宝藏的奇迹，可以与敦煌千佛洞相提并论的，只有新疆吉木萨尔千佛洞。
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动机，是谜中之谜。吉木萨尔千佛洞密封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时过若干世纪才意外启封，因为真正的藏宝者将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2007年11月，我在昌吉意外获悉：前几天大雨过后，高台寺正殿背后的土墩被冲刷出疑似佛龛的建筑残址。
佛龛、底砖、塑像残片……被雨水与封土剥离开，难道是那消失了近两个世纪的千佛洞又露出了端倪？难道是又一个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奇迹即将出现？土墩之下真的封存着曾经接待过王延德使团的高台寺遗址？高台寺与藏佛洞，会是一个地点的双重秘密？
通过对“藏佛洞”的重现与灭迹过程的探讨，我们的答案是：“藏佛洞”从未真正毁灭在一次次战乱中，仍然秘藏着，将由文明的传承者去发现。
菜农发现千佛洞？
新疆吉木萨尔县城西南，有个地名叫做“千佛洞”.这是吉木萨尔地方与北庭古城齐名的古遗址。其实，千佛洞地名的出现，只不过是两个多世纪前的事。
由乌鲁木齐都统和瑛主持编撰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新疆方志《三州辑略》，在介绍山脉走向时，不经意地提到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吉木萨尔有个菜农，得了眼病，双眼几近失明。无以糊口，靠熟悉路径，到南山捡拾柴火为生。每逢晴日便拄杖入山。一次，在山中眼病发作，疼痛难忍，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山顶解下腰带想自尽。忽听有人在耳边说：山下有溪水，用溪水洗眼睛，可以重见光明。他问：你是谁？没有人回应。话却在耳边一连说了三遍。他匍匐下山，听到山涧流水之声，就许愿：如果真能治愈眼病，就出家为僧。用水一洗，疼痛立止。在水边洗了两天，视力竟恢复了。他向空中拜谢。再次爬向山顶途中，见到一处坡土坍塌，从山体裂缝竟露出了白灰抹平的墙壁。用手刨挖，还见到了门洞遗迹。他刚刚能看见东西，不敢贸然入洞。出山后，遍告村民，村民纷纷携带锨镐随他重返当地。推开洞门，点燃火炬，看清山洞是半圆形，洞中有身长丈六的卧佛，金面跣足，衣服颜色如新。又见到不计其数的佛像，从一尺多高到三五寸长短不等，土花锈蚀，但极其精美。菜农感泣，即日落发出家，并在洞前接盖了庙宇。洞中佛像有九尊由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零进贡给乾隆皇帝。--这，就是吉木萨尔千佛洞的发现经过。据《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件大事，是吉木萨尔安置了来自佛教文明区域的河西甘州、肃州的移民，拨地垦殖，自成村落。幸运的菜农，在这个背景下使千佛洞与自己一同重见天日。
在吉木萨尔发现佛门宝藏，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敦煌。近年来，世界性影视热点之一是“找宝”,可是，将《夺宝奇兵》系列、《国家宝藏》系列、《加勒比海盗》系列、《古墓丽影》系列……叠加到一起，也不具备吉木萨尔千佛洞与敦煌藏经洞先后重现于世的那种颠覆性。
敦煌藏经洞与吉木萨尔千佛洞，都封藏于中世纪西部宗教变更的历史阶段，都在现代时期到来之前被人在无意中再次启封。区别只在，敦煌秘洞藏经，吉木萨尔秘洞藏佛。从重现之日起，藏经洞与千佛洞都经历了新的磨难。敦煌藏经洞的“劫经”,是20世纪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页，而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的劫难，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更具有毁灭性。敦煌藏经，至今犹存，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吉木萨尔藏佛，除贡入紫禁城的九尊，至今竟连同洞窟遗迹都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谁也未曾见过藏佛洞
据记载：复明的菜农，在千佛洞出家，并在原地建立了寺院。以后，千佛洞一直由道士住持。从乾隆中期复现，千佛洞以屡着灵异、香火鼎盛着称，却又历经了三次劫难。同治年间，战乱重临，同治三年（1864），庙宇为大火烧毁，殿堂夷作平地。1933年，马仲英率部侵入新疆，将重建半个多世纪的寺院焚尽。“文革”的“破四旧”,又首当其冲。历经三毁四建，每次毁得彻底，恢复得更迅速，恐怕没有哪个佛教寺院曾经历过如此劫难，具有凤凰涅盘的生命力。
《三州辑略》的记载，是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发现经过的文献来源，清代中后期新疆地方文献多次转引。但是，除发现经过，关于千佛洞我们所知并不多。特别是三次劫难的情况。同治三年，在以乌鲁木齐为风暴眼的战乱中，千佛洞首次被毁。从同治三年到1933年再遭劫难，路经者的见闻成为千佛洞兴衰史的重要佐证。
1908年深秋，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橘瑞超意外染病，10月19日，野村荣三郎独自骑马来到县城十八公里外、位于“山顶”的千佛洞。千佛洞大堂佛像与卧佛早已修复如新，正堂正在修建一座戏台，说明千佛洞的庙会相当兴盛。正堂北侧有一具石碑，碑文在同治三年已经被破坏，文字漫漶不清，仅“大清”二字依稀可辨。但寺院前保存着一米六高、刻着《重修千佛洞碑序》的石碑，是乾隆三十六年所建。野村荣三郎的考察记《蒙古新疆旅行记》，曾编入日本的《新西域记》。上述见闻证明，千佛洞确实发现于乾隆三十五年，并且乾隆三十六年在原地修建了寺院。同时说明，从这个地名出现起，“千佛洞”就在今天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山顶”的佛寺。这个佛寺几十年前经历了“灭法”危机。《蒙古新疆旅行记》的记载，等于为《三州辑略》关于千佛洞的发现过程，发现之后经历过新的灾难，提供了证词。
1917年，民国财政部官员谢彬路经吉木萨尔，在《新疆游记》中他这样描述千佛洞阴历六月六日的千佛大会：“数百里内外士女，皆来祈福禳灾。车水马龙，肩摩踵接，如是半月，岁以为恒。”在两次劫难之间，千佛洞是新疆东北部佛教的主要集会场所。
实际上，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的前一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地方当局编撰吉木萨尔县乡土志时，千佛洞已经成为关注点。清末维新时期，曾将《乡土志》列入小学的课程表，编写各地的《乡土志》，成为时尚。光绪后期，吉木萨尔改名孚远。《孚远县乡土志》是较早成书的乡土志。关于千佛洞不可推移的证据，出自《孚远县乡土志》的附录《孚远县地图》，地图是为配合编撰乡土志特意实地测绘的。地图采用中西合璧图例，有明确的比例尺寸，吉木萨尔县城、财神庙、千佛洞等地名，都以缩略的示意图出现，好比一幅传统的山水画画卷。群山之间的千佛洞，用山顶两个相对的庙宇做标识。地图绘制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的前一年。虽然没有同时期的相片或图画存在，但缩略示意图（《孚远县地图》）相当于一张航拍。有了《孚远县地图》，再加上野村荣三郎的目击见闻，足以证明，从乾隆年间发现宝藏起，人们见到的千佛洞--那有丈六金身的卧佛、有精美佛像的洞窟--实际是耸立在地面的建筑。
菜农的传奇，是千佛洞重现的契机，也是千佛洞（藏佛洞）新一轮劫难的起点。然而千佛洞的毁与建，都只是针对寺院。从没有人追问过：那洞穴与其中秘藏七八个世纪之久的精美佛像何在？如果追问，现成的答案则是：已经毁于战乱重临。可实际上，同治年间的暴乱者、马仲英的骑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谁也未曾见过藏佛洞。他们倾泻情绪的对象，都是这个乾隆三十六年建在山顶上的寺院。
北庭，佛教传播的北极
敦煌藏经洞与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是中华文明史发现宝藏的两大奇迹。
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动机，是谜中之谜。据现有资料我曾推测，敦煌藏经洞，原本是名刹三界寺的图书档案馆。而三界寺则是西域古国于阗的“驻河西办事处”,进出中原的中转站、起止点。11世纪，于阗国面临亡国厄运，三界寺的僧俗关闭了寺院，秘藏了文献经典，回国勤王。一去无归，秘藏成为无主存款，价值与年俱增，却无人领取。吉木萨尔千佛洞密封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时过若干世纪才意外启封，因为真正的藏宝者将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实际上，这种封藏，是佛教文明对付劫难临头的标准程序。“灭法”的隐忧，是佛教与生俱来的噩梦。“劫”,是佛教文明灭绝无传的经典表述。干宝《搜神记》曾记述：为练习水战，汉武帝在长安挖掘昆明池，竟然在地下很深处挖出了人类的遗存--灰烬。汉武帝问无所不知的东方朔，在如此深的地下怎么会出现黑灰。东方朔解答不了。他建议去请教西域人。汉明帝时，西域僧人解释了灰烬的来历：那是上一梯次文明遗留的余迹。这便是典故“劫灰”的出处。历劫重生，佛法仍然延续，是佛教对自己的定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车迟国、祭赛国、灭法国等关目，都因此演化而成。
佛教经过西域的绿洲城邦传入中原。传入中原之前，西域是佛教文明的集散地。由于文献无征，目前还说不清吉木萨尔千佛洞始建于何时。但是无疑，千佛洞是西域北庭佛教教区的组成部分。
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是西域的行政中心与北大门。较早对北庭佛教做出正面描述的，有《悟空入竺记》。悟空，原名车奉朝。唐玄宗天宝十载（751），随使团出使罽宾（克什米尔），因病滞留犍陀罗国，病愈，在当地出家。贞元三年（787），赉经回国，三年后才回到长安。途中，悟空留住北庭近一年，在北庭龙兴寺，与当地释子组成班子，翻译经书。要离开北庭返回长安时，为怕出现闪失，他将历时三十多年精心搜集的梵文佛经原本全部留在了龙兴寺。两个世纪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出访北庭。关于北庭最详尽的记载就出自此行的记录《西州使程记》（又名《王延德使高昌记》）。《西州使程记》不但写到北庭的地理、人文与物产、民俗，还专门提到北庭古刹、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的应运大宁寺。从高昌的交河城前往北庭，王延德一行翻越了雪山（东天山）分水岭，抵达北庭的前一天，正在北庭避暑的高昌国王在高台寺专门为使团举行了接风宴会，使团就住宿高台寺。上述记载是中国正史关于“活的”北庭的最后一笔。贴近北纬四十四度的北庭，不但是西域北方门户，高台寺、应运大宁寺、龙兴寺（西寺），共同构成了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北的传教中心。佛教萌生在炎热的印度半岛，向北传播成了生死命脉。但是，佛教从没有真正迈过北纬四十四度，这种阻滞，一定程度上促使佛教通过敦煌折向东，走向大海。北庭可以视作佛教传播的“北极”.《西州使程记》写到的高台寺，距北庭有不足一天行程，屹立在北庭西南的丘陵顶端。那无疑就是吉木萨尔千佛洞。种种迹象表明，高台寺（千佛洞）是北庭教区的主寺，是佛教传播的北极的极点。
这，便是我们几十年来从文献与实地考察两方面探索高台寺千佛洞隐显之谜的原因。
毁灭的只是后建的庙宇
探索高台寺千佛洞之谜，必须回到起点，从乾隆三十五年患青光眼的菜农重见天日、千佛洞宝藏复显人间开始。
秘藏有一洞精美佛像的千佛洞，就是文献记载的高台寺，这没有争议。但由一个靠拾柴为生的人启动藏佛洞发现，则不无蹊跷。
《三州辑略》卷一“山川门”这样描写千佛洞地形：“入山约行数里，重岩迭嶂，高下不等，树木丛茂。”而且，菜农是为捡拾干柴而来，又曾在山顶大树之下“解带欲缢”.但是，到过千佛洞的人都看得见，这一带就没有原生林地，也没有森林的遗迹。
实际上，乾隆三十五年还有另一个在北庭发现古代佛教遗址的人，那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戏说归戏说，纪昀（纪晓岚）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怎样评价也不过分。乾隆三十三年，因为“漏言”（泄露机密）纪昀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在塞外新垦地，度过了两年终身难忘的日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在新疆他最后一次出公差，前往吉木萨尔为即将调入新疆的部队勘察新的营地。选择营址期间，他巡视过吉木萨尔“山中千蹊万径”.使他最有成就感的，是北庭古城的发现。他说：早已毁作农田的古城有一处“极雄阔”的佛寺，“石佛半没土中，尚高数尺”,当地人居然在遗址捡拾了佛门重宝--金瓶舍利。纪昀回到乌鲁木齐，获悉被乾隆破例“恩命赐环”.他顾不上将吉木萨尔的发现整理成文上报，就踏上东归之路。纪昀把这件事作为对新疆的最后回顾，分别写进《乌鲁木齐杂诗》与《阅微草堂笔记》。引动他关注的，其实是对一种信仰在一个区域内灭绝的震惊与反省。
同一年、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同一时期的佛教文明遗迹。这两件事显然有某种联系。可互为旁证。30年前最初读到《三州辑略》的记载时，我将它与《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做过比较，并产生了“到实地看看”的念头。然而第一次见到高台寺，竟萌发了不能释怀的疑问。
那是1977年深秋。“文革”成为历史，山头仍然遍布残砖断瓦。前人提到过的那两个竖立在山顶的乾隆年间的古碑，早已粉身碎骨。高台寺遗址除了我，还有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的老人。我很快发现他不是游客，他注意的并非寺院，而是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起夏天回北京探家时，曾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工作人员询问，展品中是不是有索诺木策零进贡的铜佛。说到这儿，他马上转化了立场，将我当成知己。他说，“文革”前，他是庙里的道士，“文革”时还了俗，但仍然牵挂寺院。他讲了许多高台寺的掌故。他说，整个寺院，只有石雕卧佛（无量寿佛）是原来就有的，“破四旧”被红卫兵用榔头砸了，但当天晚上，他们就作了修补。我们走到庙宇残址的方砖上，他站在转折处说，从师祖开始，就相传这里的地下有东西。他跺跺脚。“你听！”他轻声说，“是空的。”他还说，为了这个秘密，他才不分寒暑每天来巡视。
下山时，我回顾寺院，为特殊的庄严感左右。老人一直目送我，夕阳为他披上了金色道袍。突然，我产生了疑问，这真的是着名的“藏佛洞”吗？长期以来--从“藏佛洞”复现于世--这里就叫“千佛洞”了。什么是千佛洞，尽人皆知，敦煌莫高窟、库车库姆图拉、拜城克孜尔、吐鲁番柏兹克里克，以至洛阳龙门、大同云冈，都是千佛洞，也叫“石窟寺”.它的前提是在丘陵的山体与地面平行地开凿出洞窟，一直伸向山腹。高台寺这个千佛洞，却矗立在山顶。当然，在卧佛面前有个几米高的土堆（野村荣三郎称为“洞殿”），可那与山腹部的洞窟毕竟是两回事。目前建有寺院的地方，秘藏佛像的洞窟遗迹从没人见过--就不存在构筑洞窟的空间。也就是说，历经了三毁四建的，只不过是一座后人修建的庙宇。
我几乎是一步步倒退着走向路边等候卡车的。我的思路却向前奔跑，追溯前人的记载。不错，从来没有人推究藏佛洞的遗迹在何处存身。究竟是我走火入魔了，还是问题太明显了反倒让人们忽略了症结？此刻我后悔没有与老人一起认真谛听地下的回声。这当然是千佛洞，这当然是高台寺，但是，真正的秘密应该潜藏在它的地下。到了路边，我用力挥手向老人告别。有一刻我竟恍然觉得他就是那个虔诚的菜农，守望着福田。
那时我正在构思一部考古探险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原来曾想以高台寺为背景。几年后，《千古之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主人公不懈探索的对象变成楼兰王国的神秘墓地小河遗址了。可高台寺从未离开我的脑海。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7年的三次实地考察，相信我们一步步接近了事实真相。
“藏经洞”等待开启
2007年4月26日。正午的高台寺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在住持法师陪伴下我们步入了屡毁屡建的正殿。可以肯定，从菜农就地出家，千佛洞就在这个位置，因为那尊卧佛不可能移位。卧佛，是千佛洞地标。住持法师说：他每天半夜巡视寺院，走到正殿某个地方，总感到仿佛走在一口大缸的上面--脚下是鼓状的空塘。我想起30年前老人的话，就站在那地方，轻轻顿顿足，问：“是这儿吗？”法师略感意外地看着我，点点头。一代一代的高台寺出家人竭力护持的命脉，应该完好地封藏着。
2007年9月，在高台寺，我对附近地形作了初步踏勘。整个千佛洞区域都分布在山顶，卧佛北面，是个土墩，难道那便是高昌王宴请王延德的高台寺遗址？山前山后有不少树木，但都是近年人工种植的，山间沟壑盘旋，道路曲折，然而没有哪道山崖，有构建石窟寺群的地理条件。
通过持续不懈的文献搜索与实地考察，至此，“千佛洞猜想”有了初步的蓝图：
高台寺是佛教北庭教区的主寺，进出北庭的制高点，文明隐显的里程碑。寺院保存有大量佛像，一旦时机成熟，将为宏扬佛法做前驱。灭法劫难来临之际，僧众将这批佛门瑰宝秘密储存在寺院之下的山体中。清代随着新疆北部的开发，佛教文明在沉睡七八百年之后，进入复苏状态。菜农也许并非无意地开启了宝藏之洞。双目失明与重见天日，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如果进一步的探索证实，“菜农”是纪晓岚们特意设置的“三维合成映像”,我不会感到惊讶。千佛洞的奇迹再现，确实推动了佛教这绝迹已久的信仰在“劫灰”之上重新获得受众。从千佛洞（藏佛洞）重见天日起，特意在高台寺遗址附近重建了新的寺院，以延续香火。而藏佛洞则被最忠实的信徒再次秘密封闭在原地。除了进贡皇帝的，以及个别流传在民间的，整洞珍贵佛像仍然保存在原处。实际上，历经三毁四建的寺院，只是为了保护无价宝藏而树立的虚相，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用以测试文明迁转与人心向背的风向标。因为关系到佛教文明的传播与隐显，千佛洞（藏佛洞）成为成吉思汗陵、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