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四川三星堆4000多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世界，纵目面具等神秘的青铜器物，更是引发公众对古蜀文明的诸多猜想。随后，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相继发掘，证明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
“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什邡箭台村遗址已是大型中心聚落。”昨日，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什邡箭台村遗址发掘报告日前出炉，这意味着，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外发现成规模的三星堆文化遗存。考古专家确认，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外三星堆文化分布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形象地说，这是三星堆遗址之外，又一个成规模的群居部落，三星堆遗址是城，但这个遗址究竟是城镇还是乡村，还需进一步考证。
发现
三星堆遗址外 成规模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存
近日，什邡箭台村遗址发掘报告在《四川文物》第二期上公开发表，考古专家在鸭子河上游的什邡发现了箭台村遗址，首次在三星堆遗址以外发现有成规模分布的三星堆二、三期文化遗存。该报告所说的箭台村遗址位于什邡市区西南，北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约1公里，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分布范围跨元石镇箭台村、南桥村、城西社区和方亭街道办西外社区等行政村。
“2012年11月，箭台村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在路基开挖沟槽两侧剖面暴露出数个灰坑。”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发现文物后，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随即进行抢救性发掘。随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共同于2014年、2015年结合勘探情况在不同区域进行了试掘。
“是三星堆遗址之外，又一个成规模的群居部落，三星堆遗址是城，这个遗址究竟是城镇还是乡村，还需进一步考证。”刘章泽介绍，这和什邡发现的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这里发现的陶器种类繁多，非常成规模，如平底罐、高柄豆、坩埚形器、鸟头勺把等。“在现场收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把等器物，其中陶制高柄豆规格很高。”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杨剑介绍，黑皮陶高柄豆，就是类似现在人们使用的果盘，而鸟头勺则作为舀水工具。
经过这几年的考古研究和发掘后，考古专家确认，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什邡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以外，首次发现的成规模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也就是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箭台村遗址紧临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也是文献记载的雍齿城所在，对研究什邡城市史具有重要价值。
解读
从粟作到稻作转化
记录成都平原农业漫长变迁
2009年，什邡箭台村遗址4公里外曾发现桂圆桥遗址，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成都平原文明的星火是在这里点燃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这样评价该遗址。
2014年在马祖发现了略晚于桂圆桥遗址的静安村遗址，2013年在什邡南泉镇发现了略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星星村遗址。“但大规模发现三星堆鼎盛时期的器物，主要还是箭台村遗址。”
“三星堆发现的陶器中，七成左右在箭台村遗址也有发现。”刘章泽介绍，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生产生活的水平，以及群居部落的规模。
“从桂圆桥遗址，到三星堆一期，先民完成了从山地农业到平原农业的漫长变迁过程，从粟作到稻作转化。”刘章泽介绍，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时，发现了水稻、黍和粟，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成都平原生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推动了成都平原迈入青铜时代。
这些植物样本包含了记录成都平原生态变迁的重要证据。 据介绍，桂圆桥一期粟作农业从川西高原传入成都平原，随后三星堆一期（宝墩）以成都平原稻作农业为主，粟作农业为辅。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后孕育和演变为三星堆文化。这表明箭台村遗址的三星堆文化不是受到三星堆遗址的辐射产生的，而是和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的。
意义
这一系列发现
勾勒出古蜀先民迁移轨迹
刘章泽介绍，桂圆桥遗址年代大约为距今 5100年-4600年，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其陶器特征与甘肃大地湾四期、武都大李家坪、茂县营盘山、汶川姜维城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今年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
这一系列的发现，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鳖灵治水、大禹治水……古蜀文明中，先民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随着越来越多的遗迹出现，印证了古蜀先民确与传说中一样，一直在与水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么，最早的古蜀人究竟来自何方？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秘密或许将会被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