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原5-17号(现平安大厦附近)，在庚子之变时，是唐绍仪一家的寓所，炮火不仅摧毁了房屋，唐绍仪的第一个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也被炸死了。
对唐绍仪来说，天津既是痛失亲人的伤心地，也是在政坛初露峥嵘的“福地”，他的仕途就是从天津起步，一路青云直上，直至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1874年官费留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回国。出使朝鲜16年，1895年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1901年升任天津海关道，1904年任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西藏问题，1906年签署《续订藏印条约》。此后历任外务部右侍郎、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任奉天巡抚。1911年武昌起义后，为清政府全权代表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议和，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1919年再任南方总代表与北洋军阀议和。1931年任中山模范县县长。1938年在上海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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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
广东省中山市唐家湾镇山房路99号，是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宅，这是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出生地和担任中山县县长时的宅邸。
原珠海一中英文教师唐鸿光退休后，从1999年就担负起守护唐家老宅的责任。
“我称呼唐绍仪为叔公。”唐鸿光告诉记者，他只在三岁时见过唐绍仪一面，唐绍仪在家中排老四，他的爷爷唐绍和排行老三。
1874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茶叶商人家庭的唐绍仪，作为大清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20名留美幼童之一，赴美读书。
当时这名被美国人称为“阿贾克斯”的12岁孩子，从中学一直读到哥伦比亚大学，直至1881年朝廷将幼童全部召回国。7年的美式教育，不仅令唐绍仪掌握了流利的英文，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也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
唐鸿光说，南北和谈是唐绍仪一生的转折点。
在南北和谈时，袁世凯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首席智囊”唐绍仪，作为北方全权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1911年12月8日，唐绍仪一行乘专列从北京南下，开始和谈之旅的当天晚上，唐绍仪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抵达上海，唐绍仪立刻与之会面。同是中山县人，一居翠亨村，一居唐家湾，两地相隔不到20公里。两个同乡一见面，便“以乡音倾盖”。在孙中山启发下，唐绍仪的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转变。
唐鸿光指着100年前留下的有关南北和谈的照片笑着说，与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相比，作为大清重臣、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唐绍仪，一身的打扮很是时尚——他不仅剪了辫子，身穿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头上还戴了一顶法式皮帽。
唐绍仪的谈判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他在南北议和中的表态明显违背了清廷的利益，遭到了清廷君主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资政院议员毓善等2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内阁，指责唐绍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
唐鸿光说，唐绍仪先后几次试图说服袁世凯接受南方的各项提议，袁世凯对此极为不满，没想到一手提拔起来的铁哥们唐绍仪竟然擅自与南方代表签订了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等一系列协议，让自己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正式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而在次日，袁世凯以唐绍仪的行为越权、所定条约未与他商明等为由，将所议各款推翻，撤销了唐绍仪的代表资格。
仕途从天津起步
天津和平区营口道2-4号，是原天津海关旧址。
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就是让39岁的唐绍仪升任天津海关道，在此处执掌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据唐鸿光说，1881年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唐绍仪先被安排在开平矿务局工作，后以九品县丞补用职衔到天津税务衙门担任翻译。1883年，李鸿章推荐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去朝鲜担任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唐绍仪被派去给穆麟德做秘书。在朝鲜，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伯乐”。
1884年12月4日，朝鲜激进官僚金玉均受日本势力的怂恿，逼宫控制朝王李熙，亲华大臣遭到清洗，这就是朝鲜著名的“甲申事变”。
当天深夜，亲华的禁卫大将军闵泳诩在政变中受伤，逃到穆麟德家中，当时正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的袁世凯，闻讯立即率军前去探望。
“你们是哪里来的人，站住！”到达门口时，袁世凯一行被一名手执洋枪、意气凛然的年轻人喝住。
袁世凯勒令士兵后退，一问才知道此人即唐绍仪。袁世凯对唐在兵变中仍忠诚保卫官长的行为十分赞赏。这是袁唐结交之始，两人都惺惺相惜。
当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首先选择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方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副手。
“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可当大任。”1891年，袁世凯因嗣母病危请假回籍，在给李鸿章发的电报上，力荐时任龙山理事官的唐绍仪做自己的代理人。于是，29岁的唐绍仪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
唐鸿光说，他曾听他爷爷说，1894年中日开战前，日本人密谋刺杀袁世凯，唐绍仪手持刀枪骑马护送袁登上英国军舰，距日本人决定动手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
在朝鲜患难十年中，袁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袁世凯最器重的智囊，伴随着袁世凯的节节高升，唐绍仪也随之青云直上。
民国第一位总理
1912年6月15日，50岁的唐绍仪换上便服，从北京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里走出。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带着两三个随从人员，坐一辆人力车来到北京前门车站，搭乘当天头班火车，直奔天津。
“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荒，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出门前，唐绍仪向袁世凯递交了辞职信。
唐绍仪辞职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四位内阁成员也联袂请辞，即使袁世凯发出“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的请求，也未能阻止他们拂袖而去。
孙中山对唐绍仪的去职更是惋惜，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
唐鸿光说，早在1912年3月26日上任之日，孙中山、黄兴等一干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宴请唐绍仪，庆祝唐绍仪当选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当场加入了同盟会。
由于受过西方政治思想熏陶，唐绍仪上任伊始就推行责任内阁制及每件事必须依法办事，民国政府开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但也因此惹恼了袁世凯。
在用人、财政都要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问题上，两人常常发生矛盾，袁世凯多次暗示唐绍仪“有所为，有所不为”，劝他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面对这个昔日“战友”，袁只能酸溜溜地说：“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绍仪虽身为一国总理，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唐鸿光说。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在自己创办的《民权报》上，发表以《杀》为标题的文章：“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唐鸿光笑着说，有意思的是，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罪名拘捕戴季陶后，唐绍仪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于是，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
最终导致袁、唐二人分道扬镳的，还是发生在1912年6月初的“王芝祥督直事件”。
当时直隶省的地方行政长官任命，在南北双方看来都相当重要。南方以为直隶靠近北京，用自己人可对袁世凯形成制约，便推举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担任，唐绍仪是赞成的；但袁世凯则以为直隶是他起家的地方，又属京畿要地，在唐内阁拟定的任命书上拒不签字。袁、唐二人为此闹僵，唐绍仪遂宣布辞职。
袁世凯曾作挽留状问道：“才任职3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答说：“也不算短了。”
不当总理当县长
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唐鸿光说，1931年唐绍仪担任中山县长以后，丝毫不计较官小，发誓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唐绍仪为中山县制定了一系列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等多方面，想用25年把中山县建成一个“无关税的国际商业港”。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担心唐绍仪把中山模范县建成“独立王国”，于1934年10月7日发动兵变，把唐绍仪办公的县政府团团包围，唐绍仪被迫离开广东，中山港建设规划变成泡影，成为唐绍仪最遗憾的事情。
唐鸿光说，虽然建设模范县没成功，但唐家湾起码有三件事情足以令当地百姓永远感激唐绍仪。唐绍仪将唐家湾原来的石板路改成混凝土路，取名山房路、大同路，并重新规划整个市区的下水道工程。马路修好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经过半个多世纪后，这两条水泥路仍然是唐家湾市区的主干道路，而下水道也仍然充分发挥排水的功能。
唐家湾如今的“共乐园”寓意是“官民共乐”，是抗战前唐绍仪回乡时花费40万元建成后送给全乡人民的私人花园，为了防止亲属在他死后反悔，唐绍仪还令妻子儿女都在“赠送书”上签了字。
现在唐家湾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是年逾八旬的唐绍仪之妻吴维翘1989年在香港委托女儿返乡将唐绍仪为母亲建的“慈母山房”别墅捐给地方政府后改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