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

一

    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能够深切体会到胡绳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遽的思考。他的许多看法，都深具新意，比如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比如指出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肯定“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1946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的。因此，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换言之，如果国民党当年在大陆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力量大多数跟着国民党走，最后成功的很可能会是国民党。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胡绳先生的上述观点还是很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联想。尤其是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笔者却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之所以会马上联想到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通常会习惯于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要求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做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依照传统，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对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评价，其到台湾后，像胡绳先生所说的：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一个事实。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来。但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他依然强调：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说：“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应该说，“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倾向本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对问题的准确解答。因为在世界各国历史当中，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说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就不搞资本主义，也不通。可以想象的是，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他对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为我们在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发现他实际上给了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动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说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1927－1937年－引者）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说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说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二

    其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看起来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且它正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的，也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它容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适度发展，但在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至少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关于这种趋势，其实还在1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之际，不少中间派人士就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不仅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就曾建议，不妨直接写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使人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却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二人百日维新失败，先后流亡到美洲和日本。但目睹了资本主义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之后，他们却极大地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开始对正在欧美日本如地火运行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就是他们思想出现变化的一个写照。
    同样的情况，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同样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值得一提还有1903年激情膨湃地写下《革命军》一书的留日学生邹容，在日本两年左右的时间，同样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其1905年回到上海时，竟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他今后将以争取社会主义为毕生之事业。
    这种情况，即使在十年之后，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五四运动兴起，陈独秀等虽以提倡民主、科学开其端，但在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亲历了巴黎和会上列强各国的出卖行径之后，这场运动最后也不能不转而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讨论而收其尾。
    综括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即使是胡绳先生提到的少数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其实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甚至颇为感慨地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1947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20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比如，以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初创之日起，就确定了“超资本主义的”目标，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劳动平民阶级政权，然后“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于社会主义”。
    比如，胡绳先生特别提到的，在五四时期曾经主张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在目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也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张君励等人之创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标榜的也是要引导中国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农民人人都有土地，使工人人人都成股东，然后把公私经济统一在计划体制之下，以达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
    尤具代表性的还有集合了包括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会、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等诸多党派在内的中国民主同盟，它在1940年代初成立伊始，就公开主张要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的，“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它清楚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存有某种恐惧乃至排斥的心理。
    当然，鉴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现实，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而不在于他是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1927－1937年的十年里。只要注意到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引发举国庆贺的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十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以多么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