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3之后谣言满天飞：林彪把三叉骨跌断了
林彪坠机现场（资料图）
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皮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给跌断了。”
二、9·13之后神话破灭：人民对极端化与形式主义产生怀疑
文革中毛泽东与林彪合影（资料图）
在令人震惊的事实面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给国家造成的后果。人们不再轻信用“一贯高举”、“一贯紧跟”的姿态表现出来的所谓“忠诚”，对诸多极端化的、形式主义的作法开始产生疑问。同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心。
三、9.13之后普通人忆：上级指示加强战备 我守了七天七夜电线杆
批林运动（资料图）
1971年9月13日，我刚初中毕业，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刚13天。白天，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突然来到学校，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加强备战，准备打仗， 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即，给我们13个老师布置了紧急任务——每个老师到3公里外的市级山区公路上守电话线杆子，一人一根。
四、9·13之后北京高干子弟：为总理干杯 要喝桂花酒
批林批孔教育（资料图）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4期，作者：莽东鸿，原题：《“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九一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外传媒就中国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及中国领空禁飞等事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我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党中央指示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映。
“小道消息”扩散到全国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从9月14日开始，首先向政治局委员，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的消息，随后逐级传达，一直到1972年1月13日，才将此事件传达、扩大到党外。
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中央取消了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国庆节当天的报纸没有刊载毛泽东、林彪合影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各种报道中全部销声匿迹；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很明显，当时被宣传为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竟然要“谋害伟大领袖”、“叛国投修”，这个特大新闻，像原子弹爆炸一般，震惊了全国。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件层层传达过程中，尽管消息封锁严密，但这个惊人的信息，仍然飞快地以各种方式传播开来。
陈毅应该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会议。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三0一医院，将这个绝密信息，向陈毅报告。但他却又不敢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消息令人难以置信。
在中央文件传达的时候，对毛泽东、林彪都十分虔诚的广大干部、群众，无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些人开始时甚至难以接受。
10月11日，中央文件传达到位于河南省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当猪倌的何金铭这样讲述：传达“一开始便使人震惊，甚至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天下来，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关于林彪的种种罪行，也装满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谜语，许多问题是一锅糨糊，搞不清楚了”。
当时在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劳动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回忆中央文件传达时的情景：“听到‘林彪’、‘飞机’、‘摔死’，大家都惊醒了，耳朵竖起来。真如晴天霹雳。”
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1971年9月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我预感出了大事，但却没有一句质疑。”当晚，吕大渝赶到自己的中学好友家打探消息，得知是林彪出了事。
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在中央文件到达前，不少人已从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在北大荒劳动的北京知青祝祁从一位路过的齐齐哈尔知青那里，得知了“九一三”事件。这位知青在讲了以后又嘱咐祝祁：“可不能传给别人，这事非同小可。”祝祁回答：“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告诉别人。”
次日，祝祁却告诉了他最要好的同学，同时还叮嘱同学：“千万不能外传。”这位知青同样信誓旦旦：“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但是没过多久，大伙儿都知道了。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传，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变形。
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皮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给跌断了。”
由于中央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会非党员干部或非党员“造反派”头头还继续虔诚地高声领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机关的追查。
被迫害的人得知了消息没有直接消息来源的被关押、被监督改造的“反党分子”、“走资派”有的根据报纸、环境分析，有的从各种特殊渠道得知了消息。
当时被“监护”的罗瑞卿大将、王平上将，分别从国庆节期间的报纸分析得出北京或林彪等人“出事”了的看法。
后来，王平又从来探访的儿子晓光处知道林彪摔死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被抓起来了。
被关在北京什坊院“特监”的黄克诚因患重感冒住进医院。他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时，“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在湖南汉寿县一个部队农场劳动的秦基伟，是从营部陈医生那里得到消息的。1971年初冬的一天，陈医生悄悄地告诉他：“老秦，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吓着。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阴谋刺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他带着叶群、林立果坐飞机逃往苏联，结果飞机掉下来，他们都摔死了。”
1972年1月初，专案组向彭德怀宣布了“九一三”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受到了极大震动，很长时间心神不宁，烦躁不安。
蒙冤于秦城监狱的囚徒们得知“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有的是来自审讯者，有的是从报纸上分析出的。
唐有章（农机部农机科研院副院长）、师哲（原山东省委书记，前毛泽东政治秘书）是从审讯者口中知道的。
唐有章回忆道：“还是公安部的那位同志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林彪是个大坏蛋。’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没有见到中央文件之前，我不理解你们来搞什么名堂。他又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揭发和批判林彪，叫我也帮助进行揭发，提供材料。”
师哲回忆：“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他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
被监护在北京通县军营的伍修权，从报纸上发现林彪出了问题。不久，专案组在询问林彪问题时，为了消除他的顾虑，说：“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林彪已经成了一个大坏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说吧！”
肖华则是在1972年5月，从来访的子女处得知消息的。
专案组事先向肖华的子女提出了“三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讲林彪事件”。
肖华的儿子先在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利用搀扶肖华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给父亲看。
人们普遍感到高兴叶剑英提笔写了一首《斥林彪》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9月14日，包括朱德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了林彪摔死的消息。沉寂片刻之后，人群中爆发出欢腾的场面，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激动得晕了过去，更多的人则满含热泪，含泪大笑。朱德激动地说：“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驻法大使黄镇在巴黎举杯庆贺：“为‘死有余辜’干杯！”
黄镇回国看望陈毅时，陈毅在病床上高举茅台酒说道：“伟大的胜利！”黄镇永远忘不了当时陈毅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罗瑞卿高兴得几晚没睡着觉。后来，他还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另外，他在《答友人》诗中写道：“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病中的邓子恢是在病房听中央来人传达的，他立即兴奋异常，病情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张云逸欣喜若狂，喝了个一醉方休，把手杖也扔了：“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还要出一把力！”
王平感到，“尽管这是一个迟到的消息，但仍然使我高兴地激动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秦基伟觉得，“心上又好像掉了一块石头，有些疑虑也好像找到了答案。原来林彪是野心家，想篡党夺权，难怪他把那么多的将帅整得那么惨”。
在南昌郊区被“监护”并在当地工厂“劳动锻炼”的邓小平夫妇，是在1971年11月3日，在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时才知道的。中午回家，因监视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的手心中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午饭时，卓琳特意给邓小平倒了一小杯酒，邓朴方也吵着要，父子俩仰脖痛饮。邓小平当时很兴奋，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盼望新的变化在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但是在暗地里，人们对“九一三”事件产生了深层次的思考，许多人开始冷静地对待“文革”。
被战备疏散到广东省肇庆的张闻天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失败。他开始秘密写作，论述社会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后来，这些论文被称作《肇庆文稿》。
他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
邓小平于当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在听到林彪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几年工作再退休……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秦基伟预感到：“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中国的政治形势将会有大的变化，说不定不久我们这些人就会‘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后果：
一是部分干部、群众开始觉醒，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走入下坡路；
二是中央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向缓和方面作了重大改变，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牛棚”或被监督劳动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被解除监禁、管制，并被陆续启用；
三是使毛泽东、周恩来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没过几年，两位巨人便先后辞世。
毛泽东与林彪文革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研究》1992年第2期，作者：张化，原题：《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
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林彪集团因策动反革命政变未遂而叛逃国外的重大事件。事件的发生使经历了五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
首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从而使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契机开始产生。
严峻的政治现实，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使他必不可免地要在政治上重新依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的一些老同志。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明确地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曾经被诬为“二月逆流”主要成员的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在客观上使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得到了加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动，使狂热鼓吹“打倒一切”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一时陷入了被动。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以《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等为标题的文章，又一次在报刊上醒目的位置出现了。与此同时，党内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持抵制态度的健康力量再次迅速地聚集起来。曾经受到林彪集团打击迫害的陈毅等老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要清算林彪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死党的罪行，批判他们那条误国害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要求。
其次，国民经济由于“新跃进”的影响，面临着困难的形势，迫切要求重新进行调整，把经济引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党的九大以后，在急于证明“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倾向又发展起来。同时，由于过高估计了发生战争的危险性，突出强调“与帝修反抢时间”，由中央向地方盲目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的作法也加紧推行开来。新的经济冒进和管理体制变动使计划外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系列比例关系再度严重失调。到1971年底，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又一次处在“新跃进”造成的“低谷”。同时，“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存在使极左思潮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工交企业和财贸部门，管理混乱、事故不断、效益低下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这些状况表明，只有重新整顿经济秩序，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再次，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始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怀疑逐渐加深并扩大到整个社会。
在令人震惊的事实面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给国家造成的后果。人们不再轻信用“一贯高举”、“一贯紧跟”的姿态表现出来的所谓“忠诚”，对诸多极端化的、形式主义的作法开始产生疑问。同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心。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林彪等人多年来在人们思想上筑起的盲目迷信的屏障开始动摇，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启示。可以说，党内许多被隔离审查的老同志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就是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中看到党内出现了纠正错误的契机，从而积极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要求；还有的老同志则从这时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张闻天在外地隔离审查期间，就是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中“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从10月中旬起，他即动笔撰写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注：程中原：《张闻天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35期。】。九一三事件对于张闻天一度被迫中断了的研究工作的重新启动作用是发人深思的。
显然，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化表明一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锐气大减，势头衰落了。
二、批判极左思潮的开端
在九一三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震动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受到的震撼首当其冲。事件发生不久，在毛泽东的言行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一，毛泽东受到了一次强烈震撼
这种震撼的强烈程度，不仅是因为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性质的严重性，而且因为进行了五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社会现实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之间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尖锐了。
尽管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过“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月7月8日。】的设想，但是，毛泽东允许的“乱”并不是没有限度、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纯粹破坏性的社会动乱。事实表明，他所设想的“天下大乱”，既有着为全面夺权服务的直接目的，也有着由此建设一个体现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下半年“乱”到顶点时，毛泽东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社会混乱，引导“文化大革命”向着“天下大治”的方向转变。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适时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打算和巩固其“胜利成果”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反复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考虑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去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二是强调各项政策的落实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贯彻，期待着工农业生产“新的跃进”局面的出现，以借此进一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
然而，两年过去了，虽然九大以后的社会状况相对于1966、1967两年来说要平稳一些，但毛泽东热切期待的“天下大治”的繁荣景象并没有出现。被造反、夺权刺激起野心的既得利益者们开始了争夺更高权力的角逐；“左”倾指导方针下的“斗、批、改”仍然在给各方面的工作造成混乱和损失，而且引起动乱的因素变得更加深刻，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更加发展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就是这种内在矛盾发展的一个结果。
对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是有所觉察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出对林彪及其集团主要成员的批评和不满。但是，林彪集团敢于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事实毕竟是他始料不及的。多年来，他一直提醒人们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的人物，如今，一颗埋在他身边多年的“炸弹”果真“自我爆炸”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在他试图把中国引上自己认定的“反修防修”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时，历史竟然把他也引进了迷离恍惚的歧途。
多种材料记载，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身体明显衰弱下来。在各种场合，他屡屡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彪。最耐人寻味的是，据毛泽东生前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毛泽东故居里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对全诗都用红笔划满了着重线”【注：白居易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1972年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时，毛泽东引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他对白居易这首诗里的观点显然是赞赏的。”【注：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这首在毛泽东内心引起万千感慨的诗，反映出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产生影响的深刻程度。此时的毛泽东与五年前相比较，他曾经矫健地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步履显然迟缓了；他在长江里挥臂劈波斩浪，指点江山的神采也大大减弱了。“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困难形势和他本人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实际上使他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的局面（毛泽东本人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即：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还是顺应形势，适时地以某种形式结束“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毛泽东仍然从固有的思维方式出发，认为林彪集团的暴露是第十次路线斗争，证明了牛鬼蛇神过七八年就要跳出来一次，因此要不断地进行革命。
第二，毛泽东对于极左思潮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厌恶和反对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极左思潮，从196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不断地表现出不满情绪。他多次批评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端作法，纠正过在对外、对内宣传中不适当地突出毛泽东思想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倾向。他曾经专门批示禁止建造毛主席塑像，禁止给领导人祝寿，并针对对外宣传存在的问题批写道：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1970年12月18日，他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明确地对“四个伟大”的搞法表示了“讨嫌”，而且讲到“很不赞成”讲假话、搞武斗和虐待“俘虏”的行为。
毛泽东对于极左思潮的不满情绪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又一次批判了林彪搞的突出政治、个人崇拜等形式主义的作法。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并说：“四好运动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这里，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思想的提出，固然含有要在政治上清除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他对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的清醒认识，这是他的思想逐渐向实际方面转变的反映。
最引人注意的是，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的谈话。他讲到那些造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造反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他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见上帝去了（指林彪等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编者）。这里，毛泽东一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造反派尊称为“左派”，声言要“支持左派”的思想，以鄙弃的口吻称呼造反派为“左派”，把“左派”视为“反革命”，并把林彪视作了“左派”的“总后台”。这是他自1967年下半年以后对于极左思潮日渐积累的不满和对林彪集团严重危害性的认识相互交汇、趋于明确的表现，其中所包含的对于林彪等人形“左”实右的认识，是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可是，这种认识又是带有模糊性和局限性的。他没有认识到，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在客观上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打开了闸门；正是否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行“大民主”的作法，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迅速蔓延。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正视“左”倾理论和极左思潮的这种联系。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使他总是把自己未曾料想到的、对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现象视为阶级敌人的“破坏”。他曾经针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现象与人谈到：那是有坏人在后头牵线。这是他的思想在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以后，认识上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个问题。既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反对极左思潮，要求深入批判林彪。这一对无法统一的矛盾像一曲不和谐的重奏明显地并存在毛泽东的思想上。
第三，毛泽东亲自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九一三事件后，由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和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他开始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老同志重新在政治上接近起来。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正式地为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并使用“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这样的话委婉地表达了内心的歉疚。而在此之前，对于所谓“二月逆流”，毛泽东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正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所写：“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在实际上认可了会议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说，这些老同志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他提议把这些老同志选举为九大代表，同时却说：陈毅同志……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分来参加九大。毛泽东这些体现出明显距离分寸的言行，既反映出他对林彪、江青等人所做所为的反对，也反映了他和老同志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不信任感。可是，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却可以从他亲自给“二月逆流”平反，重新恢复对老同志的信任中看出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肯定这一事件性质的用语却是含混的。他以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样笼统的言辞掩盖了这场斗争的矛头所向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作法，回避了老同志们与江青、张春桥尖锐斗争的基本事实。这一番回避似乎是用意较深的，不过，他希望老同志继续与他合作的态度也显然是真诚的。
毛泽东对老同志态度的转变还表现在对陈毅等人问题的平反上。陈毅逝世后，他不顾严寒，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大会。他在与张茜的谈话中，对陈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谈到，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这一番话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发生的重要变化。这四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郑重申明为“二月逆流”平反。他在事实与诬陷、往事与近况的对比中，不仅记起了一度被他所忽略的老同志们的品格和功劳，而且把自己与受到林彪打击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视为一体，视作野心家、阴谋家的对立面。对此，老同志们是深有感触的。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道：“反‘二月逆流’的斗争，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作了更加坦率的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罗瑞卿平反。他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一面之辞，要作自我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这种变化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提出的“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相对比【注：《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可以看出，随着“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发展，他已经逐渐地缩小原来主观认定的，扩大了的阶级斗争对立面，部分地纠正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错误认识。
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还有结束对于邓小平的审查和重新恢复他的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作了批示，他具体例举了邓小平的功绩，并对邓小平一直没有被结束审查表示了不满。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解放”一个人的意义。以此为标志，在全国进行了多年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审查、批斗和下放改造，终于接近了尾声。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再一次体现出了他们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曾经有过的密切关系。周恩来把他审时度势的斗争艺术和细致周到的作风结合起来，从一个个关键环节入手推动干部政策的落实。不过，毛泽东的态度更具有决定意义。他不仅亲自抓了重大案件的平反，而且亲自对许多干部的来信作出了批示。这些干部经毛泽东批示，或者在政治上被解除了审查，分配了工作，或者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了改善。
1972年前后，虽然江青、康生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干扰干部政策的落实，但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干预、推动下，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节日招待会和重要会议上，不断地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和打倒的老同志出席会议，以这样的露面方式被宣告结束审查。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这样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太慢了，应该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周恩来根据这个指示，一下子提出了几百人的名单【注：伍修权：《动乱中的八年》，《中共党史资料》第35期，第13页。】，再一次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这样，一大批原党政军的负责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势力，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同“四人帮”斗争的健康力量，为以后党中央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上述变化，是他为了缓和各方面矛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视现实的表现，也是他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同周恩来、邓小平实行合作的思想基础。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措施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面临着尖锐矛盾和困难的条件下所采取的，而不是自觉地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纠正。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也没有认识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错误的。
这样，既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又在具体问题上对“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的错误进行纠正，这使毛泽东陷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虽然毛泽东可能没有意识到其中内在的矛盾，可是，当他为缓和客观存在的矛盾而落实干部政策时，实际上又埋下了新的矛盾的种子。毛泽东在思想上的深刻矛盾，预示着党内健康力量反对“左”倾错误和对江青等人的斗争将在一个虽然有所限制，但却更加深入的程度上展开。
三、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及反复
对部分高级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同当时其他领域和其他方面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同时展开，彼此促进的。在外交上，毛泽东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使中国外交向灵活的、务实的多边外交转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上，他支持周恩来再次进行经济调整，并且在1972年初批准进口成套技术设备，对于加强中国经济与外国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在上述一系列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各条战线遭到破坏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并采取措施对各条战线存在的极左思潮进行纠正。在各条战线联系实际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过程中，林彪等人鼓吹的“突出政治”、“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否定一切”、“砸烂一切”等观点受到了广泛批判。很快地，各项规章制度重新得到了建立和健全，进行经济核算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作法又在一些城市企业和农村生产队出现，物质奖励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得到了肯定。在文教战线和知识分子中，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和专业技术的学习又受到重视，那种片面强调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再教育”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然而，在党内“左”倾错误仍然占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但是发展下去，势必与“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形成尖锐对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否定作用。这是与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也就必然地为毛泽东所不允许。1972年9月21、24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分别召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的指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毛泽东特别要求各大单位在批林整风中不要“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防止“走偏方向”。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范围的限定和重点的强调，突出了对于林彪集团反革命现实罪行的批判，这是对许多部门联系实际批判极左思潮的作法的纠正，也是对批林整风发展方向的值得注意的扭转。至此，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开始出现了回转。这种回转，表明了毛泽东对于批判极左思潮认可的有限程度。一方面对于极左思潮的危害性有所认识，也有所纠正；另一方面又不允许深入地批判极左思潮，特别是联系历史发展进行批判和纠正，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上存在的矛盾的进一步反映。
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意志的明确表达，使在批林整风开始后处境尴尬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尖锐地提出了“要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必须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声称批“空头政治”、批无政府主义等是批“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把各条战线在批“左”、调整中采取的具体措施攻击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张春桥提出，当前的主要倾向是经验主义。江青则强调：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此时，在要不要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两种意见对立，显然已经超出了对林彪集团反革命罪行进行批判的范围，而涉及到了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工作成就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方针的重大问题。在这样一个重要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最终错误地提出了“少批一点”极左思潮的意见。在对待极左思潮的问题上，毛泽东由一种比较客观的、正确的态度转向不准批判极左思潮，其中的原因，从他自1973年上半年以后不断地重提“修正主义”的忧虑中表现出来。在1973年5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判孔子【注：《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并郑重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2页。】把毛泽东的这些批评连贯起来，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主持的党中央工作的不满和不信任感在日益加重。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都在为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新中国建立后，他注意到了在党和政府中逐渐滋长的腐败现象和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接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他的担忧。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使中国向着平等的、纯洁的理想社会发展，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他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在他的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泽东试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政治革命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他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方针，认为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注：《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他认为，这是一条能维护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被他认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的事实却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他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他把商品经济、物质利益原则、企业经营管理措施、生产责任制等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在他看来，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就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九大期间，他曾以此来概括所谓“刘少奇那种路线”的特点。九大以后，在全国展开的“斗、批、改”运动，也是为了铲除所谓“修正主义”的土壤，另辟社会主义新路。联系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这抑认识，那么，在批林整风中，他对周恩来在各条战线采取的批“左”调整措施产生忧虑，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导致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观念与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冲突。可以说，在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不能排除主要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围绕着最高领导权展开的种种争斗，但是若就这场运动发动和发展的最终原因而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对立和冲突。
事实也是这样。在毛泽东对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加重时，他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开创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雄心也愈加坚定了。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提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的要求。党的十大对于九大路线的继续，表明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坚持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内在联系。可是，毛泽东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动乱越是严重。他批准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次给社会造成的动乱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毛泽东的思想上矛盾的另一个层面，即反对极左思潮的一面又开始显现出来。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层面如一把双刃剑同时指向了不同的方向。
一方面，为了制止社会动乱，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企图在乱中再次夺权的活动有所觉察，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他果断揭露了江青等人的野心，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支持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对实现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寄予了强烈愿望。
然而另一方面，就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全面展开时，由于不可避免地再次触及到需要纠正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担忧也再一次产生了。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又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于极左思潮的危害性一直保持着警觉。他多次强调，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等。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恰好与此相反。
由于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纠“左”整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在毛泽东晚年便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行和左右摇摆的现象。他时而批极左，时而批“极右”，或者在批“极右”的同时又批极左。毛泽东在思想上的摇摆和反复，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他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冲突的反映。正如在没有根本纠正经济建设上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盲目冒进和经济调整便会先后出现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仍然起着指导作用的条件下，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动乱和被迫进行的政策调整也就成了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表现得愈加明显，对中共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之间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曲折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这一段历史显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当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对于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复杂性显然是应予注意的。首先，应该看到，尽管毛泽东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这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如果将这种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描绘成什么“宫廷争权”的话，那就完全错误了。其次，在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上，虽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非全是错误。如果我们忽略了他为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稳定、进步所作的种种努力和他在反对极左思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较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认识就将是不全面的。再次，当我们谈到1972年前后和1975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斗争时，同样不应忽视这两次斗争出现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某种支持，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对极左思潮的反对态度奠定了这两次斗争的基础。
批林运动（资料图）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2012年2月2日第15版，作者：朱义海，原题：《林彪叛逃后我守了7天电话杆》
1971年9月13日，我刚初中毕业，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刚13天。白天，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突然来到学校，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加强备战，准备打仗，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即，给我们13个老师布置了紧急任务——每个老师到3公里外的市级山区公路上守电话线杆子，一人一根。
当天晚上，我们就各自背着被子到电话线杆子下防守，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长途电话，一连守了7天。后来，林彪事件公开后，我们才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湖北宜昌朱义海59岁）
批林批孔教育（资料图）
本文摘自《七十年代》，作者：唐晓峰，原题：《难忘的一九七一》（本文为节选），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