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谍报员智取《田中奏折》
苏泽民手抄翻印的《田中奏折》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两份《田中奏折》，一份是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另一份是1931年民间爱国志士手抄并出资翻印的文件。作为日本侵华的最高机密，《田中奏折》得以公开披露是因为张学良手下有一名秘密特工，他冒险潜入日本皇宫，用两夜时间抄出原文。而这一切，缘于一张从沈阳邮来的大饼……
爱国志士：“愿我同胞人手一篇”
9月初，记者在省档案馆看到两份《田中奏折》的中文翻印本。一份是由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发行的《田中奏折》小册子，工整的印刷体，共27页，约1.4万字，1930年11月印制了4000册。引起记者注意的是另一份手抄本，它是1931年8月，由民间爱国人士苏泽民抄写并出资翻印。
苏泽民在小册子前附《篇首语》：“日本田中义一侵略中国奏章一册，全书共四十一页有奇，原由留学东瀛之同学某君以计得之……详细浏览所有阴谋毒计，策划万全征之。近今朝鲜国杀侨胞，万宝山占民地，均系本诸该奏章步骤实行……”虽然田中义一于1929年去世， 苏泽民仍愤慨地写道：“然其进行各宗旨迄未更变……毒流友邦，祸及家国，恨不犁其穴而刃其尸也”,满腔忧愤的苏泽民最后表达了手抄万余字的目的：“愿我同胞人手一篇，本先总理大无畏之精神……和衷共济，敌忾同仇，庶几亡国之痛或可预为弭止，则此奏章视为我国之午夜钟声，当头棒喝也可。”
关于《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省档案馆历史档案整理处冯璐介绍，1927年4月，田中义一被任命为日本首相，适逢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一度濒临崩塌，而这时，中国正处于北伐战争时期。田中义一看准形势，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商讨转嫁经济危机的侵华策略。会后，他总结各种侵略手段，成文《田中内阁满蒙积极政策上奏文》，秘密呈给昭和天皇。这篇奏折，历来被看作是日本侵华的“规划总纲”,简称《田中奏折》。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刊出《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顿时震惊全国，引起国人的强烈愤慨，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阴谋，也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此后《田中奏折》被国内各地报纸杂志广泛刊印传播。为了唤醒民众自助救亡，各地爱国志士也纷纷出资翻印，版本不计其数，省档案馆保存的苏泽民的这份《田中奏折》就是其中代表。
奏折的传播引起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命令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调查《田中奏折》流传情况，颁发训令，要求各地机关取缔散发奏折行为或取消有关新闻报道，同时又将训令抄送驻欧美各国使领馆，要求阻止奏折的流传。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
谍报员收到从沈阳邮来的大饼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狂妄宣言出自《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其计划已经成为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骤说明书。
那么，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核心机密，《田中奏折》深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它是如何泄露出来的呢？
冯璐告诉记者，《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曾向世界公开发表宣言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指当时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此言论一出，震惊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纷纷赴日本，企图探知“东方会议”的详细内容，继而得知《田中奏折》的存在。
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在此关头，张学良决定“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力求实现全国统一，粉碎日本分裂侵占东北的阴谋。同时，他加派谍报人员，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田中奏折》自然成为情报人员工作的重点。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就是东北地下情报员、爱国商人蔡智堪。
蔡智堪是台湾苗栗县人，12岁随父亲赴日留学。毕业后，他在东京经营贸易商行，自备轮船往来于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收入颇丰。
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18岁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开始参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后来受聘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行辕顾问，即地下情报员，由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单线与蔡智堪联系。
1928年4月，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刚正等人，突然收到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内装东北大饼一张。
坐在一旁的中野刚正看到说：“品尝一下中国点心可否？”蔡智堪哈哈一笑：“大饼要烤制才好吃。”婉言拒绝了中野。散席后，蔡智堪破开大饼，发现里面果然夹有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蔡智堪深知，这次任务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他决心冒险一试。
潜入皇宫，两夜描完奏折全文
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种方法难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制，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民政党顾问）和保皇人士急于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希望世界舆论阻止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
考虑周全后，蔡智堪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很快与牧野伸显达成协议。牧野伸显安排自己小妾的弟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秘密接应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宫。
研究这段历史多年的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孙成德告诉记者，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乔装成图书修裱师，随身携带牧野伸显送来的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宫的“皇室书库”.
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忆：“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天黑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取抄写的办法，“我将碳酸纸（半透明的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
他花费两个晚上才描写完毕。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沈阳），把抄录文件面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次日返回日本。事后他把自己在东京的一栋房子提供给山下勇居住，又付2.5万日元作为对山下勇的感谢和报酬。
王家桢收到抄件后，立即派人翻译成中文，并定名为“田中奏折”,呈报给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经张学良批准，作为机密文件印刷了200本，发给东北的军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参考，同时报送南京国民政府。
“把《田中奏折》在国际范围公布出去的是阎宝航。”孙成德说，阎宝航时任“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太平洋会议”预备会上，阎宝航把翻译成英文的《田中奏折》分发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代表，遂引起会议代表强烈反响和震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阴谋从此公诸全世界。
“尽管日本一直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特别是获取、传递、翻译、公布《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阎宝航等人的回忆，能够证明其确实存在。”孙成德表示，日本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田中奏折》设计的路径如出一辙，其真实性已经得到铁的印证，历史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故事讲到此，记者不禁产生疑问，张学良早在1928年下半年就知道了日本的侵略计划。按理说，他应该对日本关东军的一举一动都充满警惕性。可是，3年后，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执行不抵抗政策。如此怪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情报员被自己人扣押是啥感觉
在蔡智堪的传奇人生中，经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除了获取《田中奏折》，他还受命调查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长春万宝山事件等，他不惜损失家财、牺牲生命，为东北地方政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在辽宁省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1931年3月至7月，蔡智堪进行秘密活动的9件档案。
1931年5月，蔡智堪被派调查日本人在长春蓄意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延吉调查团，然而因为他没有中国护照，被吉林警方拘留。公安局怀疑他是日本间谍，为了澄清身份又不暴露真实意图，他只得发电报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后又写信给其两位秘书胡俊、赵卓凡。
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些档案中，就有写给胡俊、赵卓凡的亲笔信，内容是报告情况请求帮助，字迹略显潦草，可见事发紧急：“弟自东京出发以来，顺途巡游朝鲜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被我国军警责弟无有护照入国，因此被拘在龙井公安局……烦先生速以边防公署秘书厅名义，急电局子街吉兴中将，为弟说明其底蕴，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动……”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接到蔡智堪的求助电报和来信后，随即两次函告延吉镇守使吉兴，证明蔡智堪真实身份，要求赶快放人。
经历这番曲折之后，恢复自由的蔡智堪搜集到有关万宝山事件的情报，1931年7月由外交秘书办公室呈报给张学良。
在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呈文中写道：“窃据日本东京蔡智堪秘密情报内称，若槻内阁藉万宝山事件以示威于北满，一举而欲造成其新势力于长春近郊，以便坚固其所得之长赉路利权，以朝鲜当局煽动韩民迫害华侨……万宝山事件系乃若槻内阁对北满施威之试金石，恳我政府必须以强硬的与之对抗，虽须牺牲亦不可以辞，方可使彼了知示威难得成功于北满，我可一劳而永逸。”从这份电文可以看出，蔡智堪的调查，证实了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企图侵略中国东北的又一阴谋。据《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