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得意相比，在回忆录里，关于经济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位党务出身的官僚，只知政治，不懂经济？这令人疑惑。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苏联，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尝试着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重建经济，英国研究者卡瑟琳·丹克斯分析：“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碾得粉碎。对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而言，这一教训明显：对经济失去控制，会使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使苏联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得改革也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逻辑里，真实的境况是：在苏联，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那么，反过来，解决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亦将由此解套。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如此路径，非居苏共总书记之高位，难有此思考，更不可能有此决心。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作为非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基本判断是：要同时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甚至是只要实现前面两个要素的平衡（不带有其他附加条件），这在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