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些旧制度影响美国：商业担保与考试制度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胡文辉

    我们都很了解，近代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迅速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压倒性的；以至于我们很少留意，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到近代的最繁盛的古典文明，对新兴的美国曾产生过什么影响。约半世纪前，美国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即伊罗生）曾这样描述：
    中国痕迹点缀于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谓老少皆知。一个多世纪以前，由新英格兰航海家引进的中国式的房屋装饰风格，至今还伴随着我们。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式的风格已扩展到女性时装，甚至是面部化妆中。在本世纪20年代，麻将热席卷全国，然后消失，但中国餐饮却已成为美国城市风景中令人熟悉的一部分，杂碎、炒面和许多十分精致的碟子已经被这块拥有许多烹调技术的国土所吸收，变得很自然。因为对这些餐馆的熟悉，或是由于过去从爆竹包中撕下的包装纸，或是由于唐人街五颜六色的招牌，几百万美国人无疑可以辨认出中国字来。根据大量一般的知识来源，我们很小就可以轻车熟路地一眼认出中国农民戴的圆锥形草帽，或是中国式样房顶向上翘起的角。我们知道中国谜语、中国棋、中国灯笼、中国红、中国黄———事实上，《韦氏新国际词典》中几乎有三栏密密麻麻的带有“中国”前缀的单词，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最喜爱的花卉，这些花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带回来并移植于我国的，如杜鹃花、木槿、牡丹、紫藤。（《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P84－85）
    但除了这些生活风情的片断，还有吗？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吗？
    伊萨克斯已提及，富兰克林、杰斐逊都曾受到欧洲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这样就等于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富兰克林就表示：
    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他们的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据《美国的中国形象》，P124－125）
    此外，我近时偶尔留意到几则个案，对此问题还可以作一些补充。
    首先是商业担保制度。清代广州洋行（十三行）实行所谓“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但行商必须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而行商之间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指出，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直接成为1829年纽约设立“安全基金”（theSafetyFund）的样板———而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当时“安全基金”的倡导者佛门（JoshuaForman）写信给纽约州长说明：
    让银行对彼此而言变得可以信赖的适当性，可以从广州的行商身上看出来。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同时在彼此生意失败时，对彼此的债务是可依赖的……这个抽象的公平原则已经经过了70年的现实考验，而在其下行商的连带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将这个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61－62）
    当时参与中美贸易者也多赞誉广州的洋行制度，甚至说它“与世界上任一地方的制度相比，都更简单而非更复杂”，没有任何港口能像广州那样“让贸易进行得快速而规范”（《看得见的城市》，P62）。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的有效性，外商遂大量向行商放贷，形成所谓“商欠”问题，使行商制度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左支右绌了（可参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考试制度。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补充华裔学人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一文时指出：美国最早提出实行文官制度的任克思（ThomasA。Jenkes），在其1868年的报告中就有“中国之文官制度”一章；同年爱默生（Emerson）在向中国外交使节演讲时，就提及任克思的提案，并说：……中国是走到我们前面了，也走到英国同法国前面了。同样，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
    他还特别强调著名传教士丁韪良为了给美国政府提供借鉴，也在同一年发表了《中国之竞争考试》，“很可能影响到美国的改革运动”。顾立雅总的看法是：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起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断定是受了中国公开竞争制度的影响。至于美国文官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似乎也用不着详述，因为美国的制度大部分系采自英国，一部分系采自德国。
    ……美国采行文官考试制度似乎也可能有一点是直接受了中国的影响，然而更直接的影响则为英国的。（见《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附录《美国文官考试制度所受中国之影响》，《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食货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版）
    上面提到的丁韪良一文，见中译本《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第四卷第十七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还有经济调控制度。留美华裔学人钱存训在论述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时特别举出一个事例：
    我们这一代所亲身经历，完全经由学术途径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平粜”制度，那就是在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勒斯（Henry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勒斯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堆积，形成了1929年不景气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TheAgriculturalAdjustmentAct），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另，书中《袁同礼馆长与国际文化交流》一文也提及此事。）
    这个引出了美国“农业调节”制度的陈焕章，是广东高要人，曾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光绪末年考中进士，随后赴美留学，1911年以博士论文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孔门理财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这个履历在当时显然是很特别的。可他虽然当了洋博士，却是辜鸿铭式的保守派，返国后大力提倡“孔教”，曾为鲁迅所讥。作为逆思想潮流而动的人物，陈焕章长期声名冷落，就连熟悉经济学史的林行止，也是在写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ohnBatesClark）时，才知道陈焕章系其中国门生（《克拉克奖的克拉克》，《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鲁迅误打陈焕章》，《我读我在：林行止随笔三集》，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陈焕章近年已受到重视，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的《孔门理财学》居然出了三个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华书局）。
    以上三例，完全是读书抄，其详细情形，我没有能力探讨，只是考虑到此问题似缺乏系统研究，故提供线索，期望学界于此多加留意而已。
    关于中国文明影响美国的问题，自然是附属于中国文明影响西方这个更大的问题。大概说来，讨论中国对欧洲影响的，以往的研究较多一些，检点手头的文献，中国人的专著略有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59年版）、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西人著作的中译本有〔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按：又译作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讨论中国对美国影响的，我就只有一本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了。
    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不难理解。在近代早期，大约18世纪以前，西洋文明已如日方升，但中国文明仍在盛世，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还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上还处于“出超”状态；而到了18世纪末以来，中国文明迅速衰败，西洋文明则以加速度兴起，美国更是后来居上，此时中国形象则转向负面的、落后的，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上则变为“入超”状态。过去研究者聚焦于中西交流的黄金时代，自然就更注重中国文化“出超”的时代，更注意中国对旧欧洲的影响，相对地，就忽略其“入超”的时代，也忽略其对新大陆的影响了。
    最后，顺带说几句题外话：像打着复古旗号的所谓“新儒家”那样，或者像惟哈耶克马首是瞻的秋风那样，在思想层面极力美化中国古代文明，我是无法认同的；但像开口闭口“大历史”的黄仁宇那样，在制度层面一味抹杀中国古代文明，我同样不以为然。我觉得，与其在思想层面空洞地礼赞传统，还不如在制度层面踏实地挖掘传统。如果我们从唐宋时代算起的话，一种延续了千余年的制度，必有其实用性和合理性，如果这样的制度是失败的，那么历史还有什么制度是成功的呢？
    附记此文写完以后，在网上搜索到李超民先生的论文《从翰林到博士：陈焕章〈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及其影响》，已引用了钱存训的文章；进而又知道他已著有专书《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以华莱士（即钱存训文中的华勒斯）为中心，全面地梳理了“平粜”（常平仓）制度影响美国这一问题。好在我本来就是抄书，姑仍其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