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1892—1963)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五四运动健将、爱国民主人士。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归宿。然而,泛黄的历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携手前行的足迹,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品读出一段岁月积淀的友谊,更可以体味到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与艰难求索……
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
周炳琳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窗、好友。他们同一年,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周炳琳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傅斯年升入文科国学门。在校期间,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
1919年,周炳琳与许德珩、张国焘、陈剑修、段锡朋、邓中夏、孟寿椿等组织“国民杂志社”,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鲍尔什维克主义底研究》(《国民》杂志1919年12月)、《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国民》杂志1920年6月)等,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傅斯年则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写《文学革新申义》、《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论述他的文学革命思想。同年与徐彦之、罗家伦、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等组织“新潮社”。1919年《新潮》月刊创刊,傅斯年任主任编辑,先后发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谬误》、《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社会革命——俄国式革命》等论文。
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周炳琳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等。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在天安门前集会上被各校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北大学生攻入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宅时,周炳琳亲见傅斯年将曹宅的红绸被面撕下围在腰上,于是周炳琳问他:“你这是干什么?!”
傅斯年1919年北大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次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三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研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和马赫哲学,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德国传统的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周炳琳192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得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虽然致力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身处不同的国度,但这些丝毫无损二人的密切关系。1923年,傅斯年在英国伦敦买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精装原本时,非常高兴,当即用毛笔在书名页前的空白页上写下:购得我们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喜也不可名状。这本书后来一直存放在周炳琳先生家中。我在研读《资本论》时因为中译本非常难懂,是从周先生处借来傅斯年先生的这本英文原本,才一字一句地读懂的。我曾听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说过:傅斯年曾从国外带手枪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办法是将西文精装的原版书挖出空洞装入手枪。
抗日救亡中的爱国者
结束游学岁月后,周炳琳与傅斯年先后于1925年、1926年回国,之后就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奔忙。不过,1931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又一次重合在一起。这一年,周炳琳受聘于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而傅斯年此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炳琳和傅斯年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奔走吁求之中。1932年春,周炳琳和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组织“独立评论社”,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并由周炳琳以北平市特别市党部委员的身份经手办理“独立评论社”的立案和《独立评论》周刊的登记手续。该刊成为当时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言论阵地。周炳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主张讨伐伪满洲国,收复东北失地。他还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张进行批驳。他的《冀察现局》和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两篇文章曾导致《独立评论》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这时,傅斯年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和声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他们的这些言论为一二九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得到全国主张抗日人士的拥护,自然也遭到拥护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们及亲日派和汉奸卖国贼的反对。
1935年,华北有少数汉奸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妄图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和傅斯年竭力反对此种分裂行为。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来华北制止人民的抗日活动。1935年12月,北平教育界推举周炳琳、傅斯年于3日晨由北平赴保定,到商震宅会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并迎何应钦到北平主持工作。下午2时,何应钦与周炳琳、傅斯年同车到北平。4日下午4时,徐诵明、梅贻琦、李蒸、陆志韦、陶孟和、蒋廷黻、傅斯年、周炳琳、张奚若、刘运筹、顾毓琇等到中南海居仁堂见何应钦,向他报告华北时局经过情形,并陈述对时局的意见。
这时,周炳琳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并于12月2日发出。宣言称:
近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六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尽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同时,周炳琳和傅斯年又一同起草发出《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署钧鉴:
今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同人等坚决反对,并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务恳迅即设法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全体同叩冬(二日)
抗日战争前的几年里,傅斯年因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关系,住在南京。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都远在北平。傅斯年经常给他们写“阅后焚之”的密信,报告南京重要的政治消息。
傅斯年在1936年3月19日致蒋梦麟(字孟邻)、胡适(字适之)、周炳琳(字枚荪)函中写道:
孟邻、适之、枚荪三先生:
别来半月余矣,未知近况何似?
到此之次晨,书诒(段锡朋)来,即将孟邻先生所示者告之。书诒云,想法子去。是晚,在教育部吃饭,雪艇(王世杰,教育部长)云,两事(一,已捕而情节轻者释之,重者解京。二,勿办所谓教育委员会)已由冯焕章(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石敬亭(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山东省主席)分别电北平。斯年忙且小病(伤风),至今未奉闻,为歉为歉!
此时北平情形不知何样。今日报载《晨报》接收,此辈又多一地盘矣。学校情形如何?枚荪便中乞惠我一信。
某巨公专挑不相干的事做,大计则谈不到。而且毫无消息,远不如北平灵通(我也不曾出去打听过)。
所中事极忙,恐非一二月不能就绪(几个人工作),四月末或五月初当北上小住也。余续白,敬颂
日安
斯年谨上
[1936年]三月十九日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主动送蒋介石回南京,此事令世人震惊。傅斯年1937年1月3日于南京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报告此事及南京政局。1月4日,傅斯年又致密信给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报告西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并要求“看后焚之”。1月7日,傅斯年得知南京政府审判张学良时,再一次写信给蒋梦麟、胡适,并转周炳琳、张奚若,报告张学良在受审时的表现。这又是一封绝密信件,要求“看后焚之耳”。周炳琳没有把这些绝密信焚毁,而是将它交给胡适先生了。胡适也没有将它们焚毁,使我们至今尚能见到这些信件。
这一时期,从傅斯年的书信看来,他和周炳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西南联大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炳琳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上,经手办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文件。他率教育部的人员先是迁到汉口,后来乘江轮迁到重庆。此时作为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周炳琳和作为北大教授的傅斯年均被派定为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委员。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迁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先是任命周炳琳为总务长,后又任命周为教务长,但他因受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并奉蒋介石命整顿中央政治学校,而辞去联大的这些职务。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了一年,他因推崇“自由教育”的办学观念与教育长陈果夫发生严重的矛盾,终于辞职回到西南联大任经济系教授,一度曾任法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校长原为蒋梦麟,他在任北大校长以前担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时曾亲手制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的规章。抗战后期,他在重庆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的职务,理应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可是,蒋梦麟仍想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就遭到北大同仁的一致反对。郑天挺教授认为:“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
傅斯年对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也非常生气。他在1945年6月30日致周炳琳、郑天挺(字端升)的信中写道:
先与孟邻先生说,初谈大吵大闹,直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适之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先生此一态度,至可佩也。一切待枚荪、端升二兄来此细商。但适之先生身体一时不能返,他肯就否,亦难决,乞公等考虑之。
关于此事,蒋梦麟在7月8日致郑天挺的信中写道:
弟决去职(指辞北大校长)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信之忠直。越日驱车还谒,告之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
1945年8月7日,傅斯年又同重庆政府要员北大校友朱家骅当面劝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蒋梦麟终于同意辞去北大校长职。这时,傅斯年又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建议“枚荪代理一时”,事见傅斯年1945年10月17日致胡适函。周炳琳因是反对蒋兼任北大校长的领头人物,坚决拒绝代理北大校长,表示“不肯居于负责的地位”。他建议由胡适继任北大校长,并由傅斯年代理校长。周炳琳与文学院长汤用彤、生物系主任张景钺、图书馆长毛子水4位教授联名电请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9月,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并由傅斯年在胡适回国前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于1945年至1946年间代理了北大校长。
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委会委员为三校校长,常委会主席首先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9月,梅贻琦赴重庆出席教育委员会议,11月又赴北平准备接收清华园,梅委托周炳琳代理常委会主席。在周炳琳代理常委会主席期间,11月25日晚昆明发生了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次日,昆明各校学生宣告罢课抗议。11月29日,联大召开教授会议,推举周炳琳等起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
周炳琳于1945年11月29日致函傅斯年,报告25日晚事件经过,以及西南联大校务会议的处置情况,并向傅斯年了解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原信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闻一多先生之孙闻黎明研究员专程去台北复印回来的。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军警杀害进步师生的惨案,引起公愤。12月2日,西南联大召开教授会议,推派周炳琳等代表教授会参加四烈士公祭,并致悼词。12月4日,西南联大又召开教授会议讨论是否罢教声援学生运动问题,经过辩论,通过了周炳琳提出的“停课七天”的决议。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于12月9日发表社论《中国青年的光荣》,认为罢课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带着平息事态的使命被政府派到昆明,作为联大常委会委员处理学生运动。他和周炳琳都住在云南省主席龙云让出的公馆东院的才盛巷北京大学办事处中。梅贻琦一回到昆明,就到才盛巷与周炳琳、傅斯年等晤谈。12月14日,梅贻琦在才盛巷与傅斯年商议后,于15日由常委会全体委员召集学生代表在清华大学办事处谈话,由傅斯年、周炳琳等劝告同学按照梅贻琦的要求及时复课。12月17日,由于西南联大学生未能按学校要求复课,梅贻琦表示要辞去联大常委会委员职务。教授会立即召开会议,周炳琳为主席,闻一多为记录。会议决定:明日劝导学生复课。这一时期,周炳琳、傅斯年和梅贻琦多次在一起商讨动员学生复课、保存西南联大不被政府解散的对策。12月22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发出由周炳琳牵头起草的《呈最高法院告诉状》,控告一二一惨案的主谋凶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23日,梅贻琦、周炳琳等到昆明机场送傅斯年飞往重庆。同日,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调离昆明。26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会宣布次日起停灵(四烈士灵柩停在联大图书馆中)复课。
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李宗黄仅仅调离昆明是远远不足以平民愤的。傅斯年在1945年12月8日致朱家骅密电中指出李宗黄“实为主谋主使”,又在12月11日致电中指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周炳琳于1946年2月6日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坚决要求将李宗黄撤职惩办。可是重庆政府不但没有将李宗黄撤职,反而任命他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激起了联大师生和昆明民众的极大义愤。2月17日昆明各界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惨案,坚持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对李宗黄没有受到公正的惩处反而升官一事提出严正抗议。
不同的归宿
从1938年到1945年,周炳琳和傅斯年都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周炳琳还担任该会副秘书长多年。在参政会上,周炳琳竭力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当参政会通过攻讦中共的决议案时,周炳琳力排众议,义正辞严地斥责此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他还批判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指出国统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失败,致使国民党的参政员攻击他“诋毁元首”,提议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痛斥特权阶级,力主政治革新。他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行为,终于使这两任行政院长很快下了台。他因敢于仗义执言,赢得了“傅大炮”的美称。在1945年的参政会上,他们还揭露孔祥熙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罪行,迫使孔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西南联大西仓坡教授宿舍门外遭到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血流翠湖之滨,壮烈牺牲。这时周炳琳已先期离昆明到达重庆。他对闻一多教授的被暗杀,极为愤怒。7月17日周炳琳写信给梅贻琦常务委员,要求彻底追查凶犯。在重庆,周炳琳还联合西南联大复员路过此地的教授们,以快邮代电,致函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迅速追查凶犯,“缉凶归案,严究主使”。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开学。傅斯年作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来到北平。他对于在敌伪时期伪北京大学任教的教师,一概不予录用,问题严重的更以汉奸论处。他自称:“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汉奸是势不两立的。”这时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他从国内外积极延聘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来北大法学院充实教授的阵容,如:经济系有赵迺抟、周作仁、杨西孟、陈振汉、宋作楠、樊弘、蒋硕杰等;政治系有钱端升、许德珩、吴之椿、王铁崖、吴恩裕、楼邦彦、龚祥瑞、崔书琴、张佛泉等;法律系有戴修瓒、燕树棠、冀贡泉、芮沐、费青、蔡枢衡、李士彤、刘志敭、汪暄等。在这些人中,也出现一个问题。刘志敭,抗战以前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北平沦陷期间,曾任敌伪职务,抗战胜利后被判刑,1947年出狱后,周炳琳拟延聘他到北大法律系任教,当时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均不同意。可是周炳琳却仍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由于当时北大聘请教授之权主要在院长,周仍聘请刘志敭为法律系教授。傅斯年在1947年6月19日写信给周炳琳,以三十年老朋友的关系,言词十分恳切地指出:“枚荪兄,你万万不该如此的”。解放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刘志敭在北大红楼参加了北大法学院为职工召开的镇反动员大会,他坐在我旁边并没有异常的表现,可是当夜他就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及冠心病。孩子们在背后都管他叫“傅大胖子”,由于周炳琳提名他任北大校长,工作忙碌,把治病给耽误了。
的确,傅斯年当时身患重病,本应立即住院,但他仍坚持为北大工作。他自称:我是北大的功狗。1946年秋,他天天到北大来处理公务,他的夫人俞大彩整天坐在周炳琳家的客厅里,等他很晚下班后一同回家。她送给周夫人魏璧女士一支当时被视作贵重礼物的原子笔(就是今天普通的圆珠笔),据说原来是陈诚将军送给傅斯年的。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战和不定。傅斯年直接找到蒋介石,经其批准,与陈雪屏、蒋经国三人负责设法接出北平的学者。傅斯年千方百计联系尚在北平的一些学者。不过,深知周炳琳政治主张的他,并没有去联络这位多年好友。
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台湾大学极为混乱,傅斯年到校后,意将台湾大学办成台湾的学术中心,为此他制定学校管理及发展规划,整顿台湾大学的教学秩序,裁汰不合格的教师,延聘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任教,严格入学考试制度、学期考试制度和毕业考试制度,成立校务会议、民主办校,建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使台湾大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由于傅斯年以重病之躯,日夜操劳校务,未能及时治疗高血压症,在台湾省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不幸猝发脑溢血,于1950年12月20日逝世。台湾大学在法学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建立“傅园”,作为他的墓园,园内建有纪念亭,傅斯年的骨灰安放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台大校长由原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思亮教授继任,他继承傅斯年的遗志,继续按照傅的办学方针治理台大。
周炳琳于1963年10月24日病逝于北京医院。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在北京嘉兴寺举行了追悼会。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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