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嗣杰,新华社高级记者,自1954年起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从事中央政治新闻和外事新闻报道工作,多次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1959年至1964年先后任新华社驻开罗、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分社摄影记者。1964年至1969年在中南海任毛泽东主席专职摄影记者。
毛主席一贯平易近人
问(江山、胡俊峰,下同):钱老,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对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您一定深深地留在记忆中。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时候?
答(钱嗣杰,下同):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在北京饭店,当时只顾看毛主席,太兴奋了,以致竟忘了按快门,想到按快门时又找不到取景器,只好端正相机给毛主席正面拍了一张。底片冲好后发现,画面偏了些,但主席的精神很好。这次采访险些没完成报道任务,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1964年,我在新华通讯社驻阿尔及利亚分社任新闻摄影记者。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另有任务,让我一个星期内就回国,我也不知道什么任务。回来后,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就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做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当时,我心里既激动,也很紧张。以前也见过主席,但没近距离接触过。本来我还有两个月的休假,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取消了。
我第一次进中南海到主席的住处时,是汪东兴带去的。到了那儿,一见主席,他就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姓钱。”主席说:“哦,你有钱啊!我可是无产阶级。”主席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放松多了,原来主席这么幽默,这么平易近人。当主席知道我从非洲回来,就说:“非洲情况,请你给我讲讲。”我就给他介绍了非洲的简单情况,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主席说:“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可以经常见面了。”不久,我就搬进了中南海,成了中南海摄影组的记者。
问:您刚才说到第一次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他经常和您聊天吗?
答:那次数就多了!我们在一起散步的时候经常聊天。那时,主席经常跟我们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什么都聊。主席晚上办公,天亮开始睡觉,见客人基本上都是在下午或晚上。一般情况下,吃过中午饭或者晚饭以后,主席就跟大家一起散步。散步是毛主席的主要运动,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特别幽默和健谈。和慈祥的领袖在一起,谁也不觉得拘谨。
毛主席十分关心新华社,散步时几次问到新华社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
问:您是主席的摄影记者,和主席合过影吗?
答:1966年7月1日,我们在武汉。这天,主席情绪很好,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咱们不照集体相了,我跟你们每个人单独照一张。”大家喜出望外,就搬了一把椅子,轮流和主席合影,一共六七个人。我给他们照完了,主席说:“谁给小钱照啊?”中央警卫局曲琪玉处长毛遂自荐走上前来。我把镜头调好,嘱咐他说:“照的时候别动啊!”他照了一张,但我看他的手好像晃了一下,就说:“再来一张!”他又照了一张。主席抬头看看我,问道:“你为什么照两张啊?”我说:“怕它照坏了,所以就多照了一张。”主席也是开玩笑,他就是那么幽默。这次是在党的生日照的,很有纪念意义。
问:据您观察,毛主席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答:毛主席最喜欢读书,可以说嗜书如命,博览群书。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参考资料》用大字给主席打出来,他每天都看。每次主席去外地,他都要带好几箱书。主席睡的床,一半睡觉,另一半放书,起床了就靠在床头看书、看文件。他看的书太多了,古今中外,各种书都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哪个像主席这样全才的?像主席这样,既是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又是书法家、诗人,只有我们的毛主席!
问: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一定感受到了毛主席对工作人员的关心。
答:我觉得主席是很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人。我们在他身边工作,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善解人意。有人曾经问我,主席当时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在他身边工作是不是会感到拘束或者紧张?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生活都很轻松愉快。主席和我们散步的时候,天南海北,什么都聊,我们一点儿都不感到拘束。主席对身边工作的干部要求比较严格,同时也很关心他们的成长。有些干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主席总是主动提出用自己的稿费来帮助他们,接济一下。有时身边工作人员离开了,别人问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说非常好,走了真可惜。我总感到,主席既是国家领导人,是我们的长者,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主席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有感情,主席身边这些人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些年来,每逢9月9日主席的逝世日和12月26日主席的诞辰纪念日,我们都到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主席遗容。
毛主席身体力行掀起游泳热, 让青年人在大江大河、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问:《毛主席畅游长江》这张著名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
答: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时间实在有限。他在夜间办公的时间很长,起居很不规律。为了调剂身心,有益健康,有时他也去游泳、散步、跳舞或打乒乓球。
毛主席青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游泳,在韶山他的家门口,就有一个大水塘。毛主席一见了大江大河,就想下去游泳。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了长江。那天,主席说:“天气挺好,今天游泳吧!”大家就去了。那天上午,毛主席先乘车到码头,随即乘快艇向江心驶去。主席从快艇扶梯下水,游向江中。他游泳有好几种姿势,以侧泳为主。他忽而侧游,忽而仰游,精神特别好。主席还会漂浮,他两腿并拢,就仰面漂起来了,不沉底。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我们在水里只能立着,漂不起来。那天,主席整整游了1小时零5分钟,约30华里。然后,他登上快艇,站在前面甲板上,快艇逆流而上。
当天,武汉市举行第二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游泳健儿同毛主席共同畅游长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毛主席站在快艇的甲板上观看,江上红旗招展,游泳健儿的队伍越来越近。忽然,一位小学生认出了身穿睡衣的毛主席,立刻喊道:“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愉快地向他们招手,游泳队伍加速向快艇游来,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喊,游泳健儿都喊开了,两岸也喊开了,欢呼着向毛主席招手,许多老百姓在岸边随艇奔跑。游泳健儿更加兴奋地在江中搏击。主席则一直热情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为了游泳队伍的安全,快艇逐渐加快速度离开了游泳大军,向驻地驶去。回去后,毛主席一直很高兴,毫无倦意。吴冷西通知我,要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以便总社将我拍摄的照片及时编辑发稿。随即全国各报都刊登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和毛主席站在快艇甲板上向群众招手的照片,湖北省还将这张照片印成了海报。
问:从照片上看,主席那天穿的是睡衣。
答:对,那天主席上船以后,身边的人就给他披了一件睡衣。
问:为什么毛主席多次号召大家去大江大河大海里游泳?
答:就是让青年人去大风大浪中锻炼,经风浪、见世面。没下过海里,不会知道海是什么样;没有下到江里去,也不会知道江水怎么回事儿,所以就要到大江大河中,在大风大浪里拼搏、闯荡,以锻炼青年人的意志,培养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精神。那几年,全国各地每年都要开展到大江大河游泳的活动,尤其是夏天的海边,游泳的青少年特别多,都是主席身体力行号召起来的。
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伟大的
问:在您所拍的毛主席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席地而坐的,非常精彩。请您讲讲当时拍摄的情况。
答: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活动。从上午开始,我就紧随毛主席拍照,无论是在栏杆前检阅,还是在大厅里与民主人士握手,主席的举手投足,我都一一摄入镜头。拍毛主席在城楼上挥手的正面照有一定难度,栏杆前可供记者回旋的余地很小,相机一举,镜头和领导人近在咫尺,拍出的效果很容易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仰着身子,尽量拉开距离,姿势很难摆,也很危险,为了不掉下城墙,一只脚的脚尖还要死死钩住下面的一根管子。每当这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总要关切地提醒我们记者小心,有几次周总理甚至亲自上前紧紧拉住我的衣角。
除了拍好国庆照片外,我还有一个“秘密”工作要做——及时“扔”出照片。按规定,新华社上午就要收到记者拍摄的“国庆第一卷”,并赶在中午前抢发出去。上午10时20分左右,国庆第一卷胶卷须送出天安门。我身处严密“封闭”的天安门城楼上,照片怎样发出去呢?方式很有趣,扔到城墙下即可。隆重的庆祝仪式,沸腾的游行人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天安门广场,可谁曾注意到,站在城楼上的我,正把胶卷用黑口袋包好,向城下扔去。扔的地点一般选在天安门城楼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城下早有人等候,送胶卷的汽车停在石碑胡同。司机拿到胶卷后,以最快的车速赶回新华社。这样,刚到中午,盛大恢弘的国庆新闻照片就被及时发往世界各地。
那天晚上,大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烟火,我在拍照片,正好在主席身边。忽然,主席站起来就走了。我一看,赶紧跟着走吧。没想到主席从天安门城楼的电梯下去,直奔金水桥去了。群众一看主席站到金水桥上,非常激动,就往前涌,这样主席就跟群众很近了,在天安门城楼上距离比较远。主席跟大家挥挥手,然后双腿一盘,席地坐在金水桥上,跟大家一块儿看国庆之夜的礼花。周总理一看主席走下去了,也跟过去,一起坐在金水桥上。卫士担心主席受凉,掉头往回走,想去搬把椅子来,主席立即摆手制止了。
我马上站在主席、总理的对面,迅速按动快门,捕捉了这一精彩瞬间。这是主席第一次站在金水桥上跟群众近距离地在一起观看礼花,充分体现出领袖与群众的密切关系。那张照片第二天就见报了,对外也发了。
当时主席在金水桥上坐了有20分钟,跟总理讲了几句话,不时地跟群众招手。旁边的群众高兴极了,一会儿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让大家都坐下了。
问:您曾多年在国外做新闻摄影的采访工作,据您了解,毛主席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何?
答:毛主席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说“世界伟人毛泽东”,这并不言过其实。毛泽东思想影响确实大。我在联合国呆了三年多,那时美国的西点军校都学毛主席著作。在国外,外国人一见到我们,就翘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
因此,正是因为中国有了毛主席,才使我们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在联合国、美国、非洲、日本呆了很久,对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可以说深有体会。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跟我们建交?就是因为中国国力的提高。而国力的增长,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从万隆会议以后,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有很多个国家跟我们建交。后来又举行亚非会议,号召亚非人民团结起来,互相了解、互相支持,争取民族独立,起了一个推动作用。现在,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中国参与是不行的。
1959年到1964年,我曾在非洲采访近六年,在那里,亲身感受到毛主席对非洲的影响。非洲跟我们国家的关系特别好,这是为什么呢?非洲国家和我们一样,曾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感情是一样的。特别是非洲人民学习中国的经验,探索出了解放的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权,和毛泽东思想分不开。很多非洲国家的人民说,我们的独立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得来的。他们知道,要争取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学习中国。所以,毛泽东思想在非洲影响非常大。另外,我们对非洲的无私援助也不少,无偿地给他们修建铁路、公路、体育馆等公共设施。我们的无私援助,对非洲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理念, 对我们的影响最大
问:在您之前是谁负责给毛主席摄影?
答:是吕厚民。我接替吕厚民,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的第三任摄影师。侯波是第一任,吕厚民是第二任,我是第三任。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被派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新闻摄影记者,从此离开了毛主席。
中央的许多公开、秘密会议,毛主席都要新华社领导参加。毛主席在外地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是由我完成,稿子送主席,他总是亲自审阅。有一次,他审阅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的消息,在“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一句中加上了“诚挚”二字。
问:您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答: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受到主席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对“为人民服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到,主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允许搞一点儿特殊化。陪主席出去视察也没有一点儿特殊化。主席经常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下去视察,不管到什么地方,绝不要给地方添麻烦。当时,我们还按照主席的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帮助地方打扫卫生、除草,积极做些好事。
主席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回家休假时要搞调查研究,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干部的工作作风,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反映,对政府的反映,回来要给主席汇报。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回家,都有这个任务。
问:您经常陪同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吗?
答:是的。我到主席身边之前,他就经常坐火车下去视察了,听说是从1958年开始的。主席坐飞机次数很少,最后一次是1967年,由周总理陪同毛主席由武汉飞往上海,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起同往,乘坐苏制伊尔—18型飞机。
问:也就是说,毛主席到各地视察主要是坐火车。
答: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央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另一个就是主席怕麻烦地方。因为坐火车出去很方便,什么都可以带上。主席在火车上办公、会客和休息。召集干部开会也方便,下去参观或者调研也很方便。不然到一个地方,要找宾馆、要举行欢迎仪式、要招待,很麻烦。主席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好,不会给老百姓带来不便。所以,我们跟主席下去视察,到哪儿都是坐专列。到了某个省,可能停一天、两天、三天,没准。他感觉到这个地方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就多呆几天,不需要的话一两天就走了。火车到了那里,就找一个工厂的支线,或者机场的支线停下。下边的干部上车来汇报,汇报完了我们就走了。要是主席想到基层看看,当地有关部门就派一辆汽车来,主席就坐车到农村、工厂走一走,详细了解地方的工业、农业等生产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以车为家,吃住和学习都在车上,时间有长有短。在南方,车厢晒得像火炉一样,主席和我们共受酷暑之苦。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热,我们几个人睡在主席的会议车厢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笑着说:“欢迎来嘛!”主席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不给老百姓添麻烦。
我们一般是过了国庆节以后就下去视察了,第二年的八九月回来。杭州住一段,上海住一段,还有河北、河南、江西等省。相比较而言,在上海、武汉以及杭州的时间多一些。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办公,中央的文件就送到哪儿。
问:毛主席下去视察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主席下去视察的时候主要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情况,特别要保证人民的粮食供应。毛主席希望农业发展速度快一些,粮食生产能早些过关,早日解决温饱问题,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还有一方面,就是始终抓党的作风、干部作风。主席对干部要求很高,非常注意了解这个问题。在主席那个时代,谁敢贪污?谁敢腐败?刘青山、张子善那时候贪污,当时还有不少人向主席讲情,要求从轻处理,钱也不多嘛!主席说:“从西柏坡出发我就讲了,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北京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考验,不准任何人有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们两个不处理,今后别人贪污腐败我们怎么办?”干部作风清正廉洁,这是主席留下来的好传统。
一定要把革命传统代代传下去
问: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您也一同去了,在井冈山拍了不少毛主席的好照片,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答:好的。主席重上井冈山,酝酿好久了,可以说是他的夙愿吧!那次,我们从武汉出发,经过茶陵、永新,然后到达井冈山。主席到了井冈山,情绪非常高。过去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可到了井冈山后,天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感觉到,主席回忆起当时的战斗情况,回忆起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真是思绪万千,说明他对井冈山有难以割舍的情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毛主席的功劳很大。井冈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影响也非常大。
有一天,主席对我们说:“井冈山的博物馆、五大哨口,你们都去看看。”我跟汪东兴说:“我要给主席照相,就不去了。”汪东兴说:“你还是去参观吧!你把照相机给我,主席出去散步的时候,我替你拍。”我就和主席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专列上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了五大哨口,还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受到很大教育。通过参观我才知道,井冈山斗争原来那么艰苦,那么困难!我们那么少的兵力,竟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能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这次,当毛主席要离开井冈山的时候,他特意接见了井冈山的干部群众,跟他们合影。老百姓站成长长的队伍,夹道欢送毛主席,老百姓为能见到主席感到非常高兴。本来主席还想去一次延安,看看延安的老百姓,结果没有抽出时间,没去成。
问:1966年6月,毛主席在滴水洞住了11天。毛主席的此次滴水洞之行在当时显得非常神秘。您也陪同毛主席去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具体情况?
答:滴水洞实际上就是建在韶山附近的一处招待所,比较安静,环境挺好,主席就在那儿住了十几天。我觉得也不是很神秘,主席就是想在那儿休息一下。
那是1966年6月16日,主席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他坐车回到了故乡韶山,住进了滴水洞。主席走下车,一股清风吹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情舒畅。他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地方!好地方!”他用手往左侧的山头一指,用依然很地道的韶山话给第一次到韶山和滴水洞的我当起了讲解员:“那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叫黄田坳,从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韶山属湘潭,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他又指着右边的山脉说:“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状像只水牛,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石鼓,过去常有老虎到石头上乘凉,所以叫虎歇坪。我的祖父母就葬在那块地方。”
主席这次回故乡,是绝对保密的。当时由于没有做任何新闻报道,外界都不知道主席到哪儿去了,所以出现了某些猜测。后来报纸上刊登有关主席的消息,也隐去了具体的地方。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一直未能打探出主席此时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在滴水洞,主席也没歇着,文件每天也都给他送来,国家大事他都要了解。主席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累了便出来散步,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从1号楼走到韶山水库大坝边。不过,主席这次比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散步次数少。那时候气氛有点儿不一样,他在屋里办公时间比较多,出来得并不多。住在滴水洞的毛主席寡言少语,神情凝重,不像以往那样与工作人员交谈。工作人员也生怕打扰他的思绪,连运送东西都尽量绕道走。
主席与水有极为深厚的感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记得是6月21日,晴空万里,烈日当空。下午2点左右,73岁高龄的毛主席在几名水手的陪同下,来到了波光粼粼的韶山水库游泳。我坐在木船上,在感受主席快乐的同时,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主席游了近40分钟,陪同人员送上香皂,主席把全身擦得都是泡沫,一头钻进水里洗了个干干净净,换好衣服坐在藤椅上休息。因为滴水洞之行是保密的,我拍的那些照片当时一直都是“秘密资料”。
6月28日上午,毛主席悄悄地离开了韶山,离开了滴水洞,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尽管他特别思恋故土,日后还多次谈到以后还要回韶山。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成了与故土的永诀,给韶山留下的是几多思念和遐想。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问:您先后有参加板门店谈判、万隆会议,担任驻非洲和联合国的摄影记者、中南海专职摄影师等重要经历,接触过许多重大事件决策者和外国元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在您这一生中处于什么地位?
答:我在主席身边的这六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毛主席的生活、工作习惯不同常人,常常是从下午开始学习和工作,晚上通宵达旦,连续工作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一般第二天上午休息,这使得很多刚到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颇有些吃不消。但我坚持下来了。真是一点儿不比战场轻松。战场还有停战或间歇的时刻,而毛主席的工作是全天候的,甚至我星期天外出,也必须和中南海有关人员交代清楚去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找到我。
问:您多年采访中央领导,为他们做专职摄影师,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答:我们作为采访中央首长的摄影记者,首先,在思想上、作风上要过硬。主席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常常是临行前两三分钟才通知我。为此,我千方百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来只需一分钟就可以动身,器材更是准备得万无一失。为了做到随叫随到,平时我总是机器不离身,就连散步也随身带着。
其次,技术上也要过关。因为给中央领导同志拍照,必须要有绝对的把握。然而,当时的设备相当落后,不仅没有变焦镜头,连广角镜头都没有。为了保证拍摄的照片质量,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如准备了两套设备,用大相机拍完后再用小相机补拍两张。这种机器拍的时候特别费事。当时都用闪光灯泡,照一张照片,先要摇片子,然后把灯泡拿下来,揣在兜里,再拿出来一个新的上好,这样几秒钟就过去了。所以,动作要快,赶紧把握时机。我们那时拍照就提出“一张主义”,这一张必须绝对保证质量。否则,你再换一个灯泡,几秒钟过去了,握手已经完了,拍不上了。我们当时背着的大头闪光灯,又重又大,一背就是好几公斤。那个闪光灯箱都能放脚底下踩着当脚垫用,机器有多笨多重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不用灯泡了,有了闪光灯,背上那个就已经很高兴了,因为闪光灯变得小了点。再后来,闪光灯安到照相机上边了,那就更高兴了。现在数码相机就更好了,一下子来个10张20张的一点儿问题没有,还可以连拍。现在科技发达,镜头也多了。我们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有个100毫米的长镜头也好啊!可惜没有,就是普通相机。假如那时候有一个长镜头,在战场上得多拍多少东西呀!这样,我们硬是用这种很原始、很落后的老式相机,为毛主席拍下了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等珍贵的照片。
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感觉这是一生的荣幸。当时新华社派我到主席身边,做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是我一生的荣幸,也可以说是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中国摄影记者的光荣。我是搞摄影的,但就我个人能力来说很一般,是大家派我去的,是人民派我去的。去了,就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宣传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到主席身边以后,从1964年到1969年,各方面工作都是兢兢业业的,不敢有一丝马虎。对主席活动的采访丝毫不敢麻痹。因为我是新华社的记者,今天主席有活动,明天《人民日报》头条就留出版面来了。在这中间不能有一点儿马虎、一点儿麻痹。照片拍坏了,第二天见不了报,这个责任就大了,不是我检讨,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检讨。所以,对主席形象的报道,在新华社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主席的报道国内报刊用,国外报刊也用,每一项活动意义都非常重大。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