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文字功底是令人倾服的。彭德怀少年时期上学时间虽很短,但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钻研学问。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武将,然而他在文字上也颇有功夫。我曾在他身边工作,对他起草、审阅文稿,总是严密思考,精心细抠,字斟句酌,有很深印象。 
　　 
　　发愤读书 
　　 
　　彭德怀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两年私塾,后因生计所迫失学,去做牧童、煤矿工和修堤劳工。17岁投身军伍后,几十年戎马倥偬,虽辗转奔波于硝烟锋镝厮杀场地,但他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读书。他经常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他把“孔夫子”当做“书”的代名词。 
　　革命战争年代,彭德怀的精力几乎都用在指挥打仗上。尽管如此,他也时时不忘读书,只要能搜罗到军事和政治书籍,他总要随身带上,挤时间认真阅读,在战斗间隙有时也拿出来翻翻。他曾对通讯员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后,被罢了“官”。随后,他从中南海搬到京郊吴家花园居住。搬家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他让工作人员上交了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但20多箱书籍都带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受到迫害,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工作人员问他还有什么嘱咐时,他伤感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后彭德怀虽身陷囹圄,但一直坚持读书,还常写信给侄女让她代购书籍。 
　　彭德怀一生所读的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占了不小比重。他对这些书籍,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状况,分析研究问题,力求找出解释和解决的方法。 
　　革命战争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寄给彭德怀一本书,即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毛泽东在上边用铅笔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随后,彭德怀又收到毛泽东寄的一本书,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上面还写了几句话:“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两本书是红军攻打漳州时得到的,毛泽东不忘记彭德怀的需求,读完后就把书送给了他。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十分苦恼。1959年9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批示:“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不久,毛泽东在同彭德怀谈话时,又问他:“准备怎么学习?”彭德怀回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较近,希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毛泽东表示赞同。 
　　彭德怀赋闲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虽然思想负担重,精神上也很苦闷,但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书。他把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满:早晨起来后到院子里打拳、在园子里劳动。吃完早饭,整个上午读书写笔记。下午继续看文件、阅读报刊。晚上仍然是看书,写笔记。每星期一到星期六,彭德怀总是抓紧时间学习。 
　　 
　　不宜轻易发“动员令” 
　　 
　　彭德怀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喜欢对文字“精雕细琢”。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4年7月22日下午,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接到《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的电话,说有篇《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送彭总审稿。军事秘书听后生疑,心想这应该送中央宣传部陆定一或胡乔木去审,怎么找彭总审呢?随即报告彭总,彭总说送来吧。几十分钟后,连云山带着铅印的社论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总处,并告彭总的军事秘书: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工作程序,彭总的军事秘书应先看一遍,尽可能为彭总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的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总阅了。在彭总审稿期间,军事秘书和连云山在秘书办公室聊天等着。半个多小时后,彭总按电铃让军事秘书去他的办公室,把稿子交给军事秘书说:“可拿回去发表”。军事秘书大略看到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回到办公室,军事秘书还未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拿过文稿匆忙骑自行车回报社了。 
　　随后,当军事秘书给彭总送第二批文电时,彭总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如实回答:“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总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彭总的军事秘书听后心想,若是自己审稿,不可能发现这一文字表述的差别,因为自己自1941年入伍后,无论遇到战斗、学习、生产、冬训等哪一个任务,都要开动员会。“动员”两字已深入自己的思想。彭总的军事秘书由此感到,在政治常识方面,自己同首长的差距太大了。 
　　 
　　划掉“无私”两字 
　　 
　　1952年7月,彭德怀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后,在审阅军内文稿文件时,他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话语,总是把“无私”两字划掉,但也不作解释。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因由才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所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闻报道和书刊等舆论宣传上,都一致赞颂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有“无私”两字。而注意到有无这两个字的人并不多,更少有人去思考和议论这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中国“一边倒”,又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恢复经济、开始经济建设过程中,苏联提供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对中国缩短同先进国家差距的积极作用垂诸史册。 
　　但苏联提供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中国或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按国际惯例也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和大部分陆军、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很大的推销旧军火成分。 
　　彭总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他说,朝鲜战线稳定有几个因素,一是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日益丰富;二是有了坑道工事;三是装备改善,有了苏联的各种火炮。 
　　使彭总感触深刻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却不肯提供步兵反坦克40火箭筒(弹径80毫米)。 
　　志愿军出国时,反坦克武器奇缺,当时全国全军只有缴获的美式60毫米及88. 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后座力炮29门,但火箭弹、炮弹有限,入朝部队每营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军每师有坦克140辆,88.9毫米火箭筒543具。 
　　在中国兵工企业技术专家和工人努力下,我们于1951年造出了90毫米火箭筒,57、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弹药,下半年源源不断送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的反坦克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总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知晓那些不见于国内报刊的国际讯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国内舆论上都反应谨慎低调。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附近。美国黩武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战火向中国蔓延威胁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代表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美国官员把这一信息报告华盛顿,并心领神会,苏联有意回避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对美国如向中国领土有军事行动不表态。 
　　1952年4月,斯大林出面,对印度驻苏大使拉德加克里斯南说:“苏联只关心自身安全和在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印度大使把这句话转告美国外交官。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也无可非议。但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似尚有研讨余地。赫鲁晓夫坦率谈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 
　　彭总如不划掉“无私”两字,也未必会受到责难。但划掉却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 
　　 
　　改“大跃进”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和展望未来、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彭总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总之所以这样改,是他对“跃进”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产生质变的飞跃。“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虽然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在宣传“大跃进”方面,《解放军报》是落后于《人民日报》的。早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就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又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进一步提到:“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 
　　毛泽东对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极为欣赏,他在看后说: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彭德怀就自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国内一系列事件和形势发展上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在小范围交心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上写着:“回想10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从这次会后,他的思想“跟”上来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在北戴河会议上,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形势欢欣鼓舞。九十月到东北视察时,对“大跃进”形势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又开始疑虑,12月到湖南农村了解后,现实情况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以致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上进言上书,其后果众所周知。 
　　彭德怀在军用文书、公务文书上,咬文嚼字,煞费苦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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