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施亚夫,原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抗战时期受党的派遣,打入汪伪部队,任伪七师中将师长、伪34师参谋长、副师长,在新四军叶飞等人的指挥下,成功策划起义。
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
这是1941年的初夏。南通城的里里外外一夜之间被我贴满了布告,其内容尽管不同,但落款却一律为: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我在南通城里一幢米黄色的小楼的大门上悬挂着“七师司令部”的招牌。
一时间,南通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我的这支绥靖第七师,说我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不过,此时汪精卫并不认识我,我的这支部队也没有得到他的正式任命。
自1930年16岁入党以来,我主要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春天,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以后,为了扩充他的实力,又四处活动,建立起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新四军和地下党授命给我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我想,我不妨趁机去活动来一个伪军的军或师的番号,以此作为掩护,获得更多的情报,配合新四军一起粉碎敌人的清乡计划,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很快,第七师的消息传到南京,正愁枪杆少,无法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汪精卫闻讯后,非常高兴,立即派心腹严甸南到南通,准备收编我。严甸南是汪精卫的少将参赞武官。
“出使”之前,汪精卫把严甸南叫到自己的住所,对他说:“你前去悄悄地侦察一下,万不可声张。如果情况属实,就委任他当个中将师长;如果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纯属虚张声势,也不必打草惊蛇,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严甸南一到南通,便迫不及待地要我将全师的花名册交给他审查。实际上,我手下当时只有刚刚收编的二三百号杂牌军。到哪里去弄一个师的花名册呢?
于是,我派副官与严甸南周旋,陪他游狼山、打麻将、逛妓院。我则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账本,胡乱抄起来。一夜之间,第七师八千多名官兵的姓名和枪支号码便造成了。三天后,我突然出现在严甸南面前,将厚厚一本花名册交给他。我此行上海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将流落街头的俄国大力士格里钦柯收为贴身保镖,他后来多次救过我的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立下了功劳。
一周后,我在严甸南的陪同下,前往南京,受到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晴气庆胤中佐的接见。他们当面对我进行了考核,由于我准备充分,汪精卫和日军顾问十分满意。你别看日军顾问只是一个中佐,可在汪精卫面前却非常神气,汪精卫基本都是听他的。
当天晚上,严甸南、晴气庆胤在新街口福昌饭店请我吃饭。当时,福昌饭店已成为日军招待所,大厅内灯火辉煌,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来往于人丛中间,许多日本官员和准日本官员,也就是以李士群、余百鲁为首的汉奸走狗,在觥筹交错,翩翩起舞。酒桌上,晴气庆胤和日军另一个参谋中岛信一频频向我敬酒。
第二天,严甸南亲自送来了委任状、中将军服和领章。初战告捷后,我又担心起来。这中将师长可不是一般的官啊,弄不好不仅要杀头,关键是完成不了党交给的任务。
果然,我一回到南通,就有特务告密,说我是共产党,而且是老牌的。
驻南通的鬼子旅团长姓南浦,是个少将,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深知靠日本的军刀统治不了中国,因此处处都要搞一点“怀柔政策”,在南通大力推行日本政府的“笼络伪军,长期伪化”政策。他请我到他的官邸,一见面,他就用很蹩脚的中国话说:“施阁下,你的共产党大大的!”一开始,我还有点心慌。为了掩饰慌张,我慢慢地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再悠悠地吐出一口烟雾。透过烟雾,我盯住他的脸,开始不慌不忙地反驳下去。
你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
1942年,我到南京参加了伪中央政府主办的第一期将校军官轮训团的学习。在军官轮训团的开学典礼上,汪精卫说:“开学典礼,要讲话,讲什么呢,讲个故事吧。诸葛先生(诸葛亮)为什么取西川,不拿东吴?”三国时期,诸葛亮有一段时间是先取西川,让东吴与曹操打,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再出兵。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现在不跟日本人打,让日本人跟苏联打,然后坐收渔人之利。其实就是他死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汪精卫很聪明,具有演讲的天才,讲话很有鼓动性。一般在公共场合,陈璧君总带着八名女卫士站在汪精卫的对面,时刻警惕着。陈璧君很厉害,她的戒备心理很强,汪精卫怕她。汪精卫有一半的坏水都出在陈璧君的身上。对陈璧君,我一般是敬而远之。
集训期间,我结识了汪精卫属下的72个师的大部分头头。每逢节假日,汪精卫便邀请我到汪公馆做客。由于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善于兵法研究,很快赢得了汪精卫的信任。
这个时候,我与汪精卫的儿子汪漫云交上了朋友。我歌唱得很好,汪漫云也喜欢唱歌。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有意拉拢我。汪漫云那时是伪国民政府清乡管理局局长,权力大得很。我为了搞到情报,也有意与他接近。与汪漫云结交的,都是中将以上的,中将以下他看不上。
有一段时间,汪漫云与他的舅舅陈高矛盾很深,不太爱回家,经常到夫子庙逛妓院、唱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听说儿子最近常跟我在一起,就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她家里去。陈璧君让我劝她的儿子回家。汪漫云和陈璧君的弟弟陈高的矛盾,主要是两方争权夺利引起的。
在军官轮训团结业典礼上,汪精卫敬我酒,说:“我敬青年将帅一杯。”一下引得很多伪师长和将军们羡慕的目光,他们认为我与汪精卫有很深的渊源,认为我是汪精卫的红人。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是,我当时只有28岁,但为了工作方便,冒充33岁,不过看上去很年轻,不像是三十多岁的人,所以汪精卫要敬我这位年轻中将一杯。此时我相信,我的伪装再也不会露出破绽来了。
你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他对日本主子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怠慢。日本人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汪精卫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伪政权内部,尽管我为新四军和党送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但一开始,由于我是孤军奋战,身边无可靠助手,向新四军传递的情报有时还闹出笑话。
1941年7月初的一天,我在南通日军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会上,旅团长南浦透露,日军将出动十个联队加上伪军1.7万人,向盐城新四军军部进攻。
会议一结束,我迅速将这一情报派人连夜送到刘桥情报站。然而事后我才得知,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当时并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扫荡最终被粉碎,完全是靠新四军自己的顽强抵抗。
问题出在哪里呢?没想到调查的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为了加强情报的隐蔽性,四分区城工部曾与我约好,一律不用文字书写,只能用香烟和火柴表示敌人扫荡的兵力:半盒火柴,表示敌人出动的是一个小队的兵力;一盒火柴,代表的是敌人的一个大队;而一盒大炮台香烟呢,则说明敌人出动了一个联队……那天,我送出去的是十盒香烟,没想到在传递的过程中,有个情报员竟想当然,以为这是从敌占区送来的慰问品,便自作主张地分给大家抽了!这下情报没了下落,几乎给根据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后来,陶勇直接从新四军如东团内抽调出两名得力的参谋来协助我的工作。
日本人通过作战会议和特务组织控制汪伪政权
正如汪伪中央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汪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我们这些“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就是有那么一点发言权,决定权完全在日军。与新四军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
日本人控制汪精卫伪政权的另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特务组织。日本的专业特务很凶,很厉害。日本人对伪政权是既控制又利用。比如,他控制不了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把李士群毒死了。据说,毒害李士群,日本人下手了173次,最后一次才成功。
李士群是浙江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到浙西搞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不听日本人的,完全中国化。日本人知道后,很气愤,就把他害死了。
我是南通地区日伪军棋社社长,鬼子经常找我下围棋。一般鬼子讲话,不能插话,否则会大怒,有时还会打人。
我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一次,我都把情报送给了新四军。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在追杀新四军高级干部计谋落空后,怀疑伪军内部渗透了新四军。1943年春,他撤销了伪军第五、第六、第七师,另组建了伪34师。我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135团团长。
南通伪军的一切全由小林信男说了算,他开始整顿伪军的排以上军官,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1944年初,他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他怀疑我早年当过红军14军的营长。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决定我提前举行反正起义。当时,我在伪34师成立了党支部,下属两个党小组。
1944年1月5日,我终于完成了率部起义的壮举,这在伪军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据叶飞同志回忆,在我的影响下,仅1月到2月间,反正的伪军达2000人以上。
反正时,法国广播电台广播了两到三天,说很好地配合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第二战场,并说敌人从内部开始了动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国电台不知道这本身就是共产党有组织的行为。
根据上级指示,我打入伪军内部,本来还要继续潜伏下去,等将来伪军被蒋介石收编,转而潜伏到国民党军队里面去,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没办法,敌人有所察觉,才被迫提前反正。
1943年,陈公博任伪上海市长时,我曾以伪七师中将师长的身份,秘密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是中共一大代表,希望你能像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坚决抗日,希望“中央”支持我们抗日。不过,陈公博没有回信,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首忆当年》,主题是当年如何走错路,现今终于找到出路。十足的奴才相!
在伪政权内部,也有人反汪精卫,梁鸿志就反。汪精卫还想把东北的伪满洲国收过来,日本鬼子不同意,他就没有行动。日本鬼子不可能让汪精卫有自己的行动。
汪精卫住所在南京宁海路5号,伪国民政府地点在现在的南京市政府内,还有一部分办公地点在总统府内。
1944年,汪精卫死得好,如果不死,伪军不知如何办,很有可能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到那时,就会出现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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