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著名的“红小鬼”,参加革命后多年从事党领导下的青少年工作,为党的青年工作贡献了力量。1937年,胡耀邦离开青年团工作岗位,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走上了新的学习和工作道路。“抗大”对胡耀邦一生有重要影响。在这里,他有了与毛泽东近距离交流甚至交谈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抗日军政大学原是中国共产党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设立的学校。它的前身是苏区时期成立于江西的红军大学。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重新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莫文骅分别被任命为校长和党总支部书记。1937年迁往延安后,同年4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与过去不同的是,它除了培养红军干部外,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新形势下,更以培养革命的知识青年为主要任务。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中,“抗大”共办了8期,培训干部约2.9万人。 
　　胡耀邦是“抗大”第二期学员。第二期“抗大”由大学部和步兵学校两部分组成,大学部有14个队,学生数量为1362人。第一队、第二队与红军第一期相同,大部分是红军的军、师、团级高级干部,其中除胡耀邦外,重要人物有陈赓、何长工、杨得志、姬鹏飞、康克清、黄春圃、余秋里等。当时,陈赓被任命为队长。胡耀邦经学生选举担任第一队党支部书记,这表明他在那时已被看做革命力量精英中的精英。 
　　 
　　求知若渴 
　　 
　　1937年3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毛泽东出席开学典礼并讲了话。 
　　延安时期的学校,是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它们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务。进入革命学校的学员们一切因陋就简,露天上课,把场院当课堂,把背包作椅凳,把膝盖当课桌。没有教科书,讲义就印在又黄又粗的土纸上,或者废旧的传单背面。生活也十分艰苦,学员们除基本口粮外,每人每天只有3分钱菜金。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上无比充实。他们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自觉改造世界观;另一方面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业务,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学员们都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学习十分刻苦。一向好学的胡耀邦更是为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高兴万分。胡耀邦在“抗大”不仅是一大队、二大队中最年轻的学员,且以手不释卷而为众人所称道。他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给包括校长林彪在内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抗大”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对胡耀邦十分关注,多次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对大家说:“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在“抗大”学习的日子里,因为有那么多高级干部的讲授、指点和答疑,自己又有扎实的工作经历,自身的悟性也很高,胡耀邦的理论素质和革命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抗大”的教育使他受益终生。 
　　在“抗大”,胡耀邦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亲自授讲的100多个学时的“辩证唯物论”课程,这门课后来被整理为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哲学名著。毛泽东讲课时经常叫胡耀邦站起来发言,并对这个20多岁青年清晰的头脑、很强的理解力十分赞赏。抗大的课程,除毛泽东外,还有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讲授。如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罗荣桓、罗瑞卿等讲授政治工作课,等等。胡耀邦几乎熟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列宁、斯大林的所有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基础。他本人后来也常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而进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 
　　 
　　批判张国焘错误思想 
　　 
　　经过“抗大”的学习和洗礼,胡耀邦在革命道路上迅速成长。在“抗大”,他学习成绩居全队之冠,短期内就被调升为一大队政治委员。在担任一大队政委期间,他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并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而闻名。其间,在中央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批判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1937年3月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根据会议精神,以“抗大”为中心,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对这场批判,张国焘从一开始就持抗拒态度。由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多年,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学员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存在有盲从和迷信,把他当成红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当时,在第二期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30多人离开学校,准备逃出延安,重回大巴山打游击。事情泄露后,成了“反革命事件”,他们全部被关了起来。毛泽东得知后,下令立即停止斗争,说绝对不能这样干。他不仅看望这些同志,而且给他们讲道理,说明张国焘不能代表红四方面军,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同其他红军的态度是一样的。他还亲自去“抗大”给学员们讲话,说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这样,经过深入的工作,化解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对立情绪,使参与事变的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心悦诚服地认识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站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一边来,并在此后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他们的贡献。1938年4月,当张国焘逃离边区、投敌叛变时,只落得孤家寡人,连一兵一卒也没能带走,这也充分说明“抗大”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是非常成功的。 
　　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初期,学员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对于怎样看待张国焘,怎样看待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有种种说法。胡耀邦作为思想分歧表现十分突出的第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敏锐地意识到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极端重要的。他坚定而鲜明地表示长征中毛泽东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与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是错误的。在这起突发事件中,针对在学员中引起的动荡,胡耀邦竭尽全力做稳定工作,分别同红一、红四方面军学员谈话,分析是非,要求大家消除对立,团结一致,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干革命。经过这场斗争的洗礼,从事件的圆满解决和他此后工作担子的加重来看,胡耀邦无疑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向毛泽东约稿 
　　 
　　“抗大”二期学员学习5个月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提前毕业,学员们也大都赶赴前方。可是毛泽东却将胡耀邦留下,与另外27名同志一起编成“抗大”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胡耀邦仍担任党支部书记。 
　　大约是8月的一天,毛泽东要给“抗大”学员作报告,事先把支部书记都找去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又要胡耀邦发言,胡耀邦简明扼要地谈了学员中的一些自由散漫现象,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毛泽东提醒他说:要把党支部工作做好,必须把校刊办起来。 
　　受到毛泽东的点拨,胡耀邦自己动手组稿、排版、刻蜡板、校对、油印,一个星期后就出版了第一期校报——《思想战线》。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指出没有写出自己的东西。胡耀邦随即请毛泽东为校报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且很快就交了稿。9月7日,第二期《思想战线》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章里针对干部中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倡导“积极的思想斗争”,分析了“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的种种“自由主义”,文章中所谈的种种自由主义表现,不少正是座谈会上汇报的内容。 
　　领袖的支持,给了胡耀邦很大的鼓舞。他不仅挨着个儿地跑遍学员大队,分送这期校报,在随后《思想战线》改名为《抗大》的第三期校报上,还撰写了读后感式的《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一文。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阐明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反自由主义的重要性。由于他兢兢业业,精雕细刻,刊物不但文章质量高,形式也清新爽目。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胡耀邦在《思想战线》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轰动边区内外的“黄克功杀人案”的。黄克功是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是长征中立过不少战功的干部。1937年10月,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竟开枪将其打死。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发生无疑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对于此事的处理,当时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几十年来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第二种意见认为他有光荣革命历史,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应该免除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让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 
　　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在《思想战线》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健全起来。”作为此次案件的首席检察官,胡耀邦在公诉书中指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自私自利,因逼婚不成,杀死16岁的革命青年刘茜,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最后,胡耀邦代表检察机关向法庭提出了对本案的量刑建议:鉴于黄克功目无纲纪,杀害革命青年刘茜,“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后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判处死刑。 
　　 
　　“单刀赴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互设机构。位于延安东北50公里的绥德城,由国民党派遣的县长统治,是中国共产党支配下的陕西省北部地区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城外驻屯着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他们并没有动用武力占领该城。绥德专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等都是搞“摩擦”的“专家”。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支部队驻扎在绥德城外,这些人很不舒服。 
　　1938年7月7日,国共双方在安定县召开联合大会,纪念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周年。国民党方面派600多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参加。双方负责人讲话中都竭力宣传各自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共产党方面参加大会的1000多人,许多是由胡耀邦率领前来的不带武器的“抗大”学员。因国民党队伍里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国民党万岁”,双方情绪激烈,冲突一触即发。胡耀邦在主席台上大声叫道:“同志们,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我领大家唱首抗日歌。”他挥动手臂指挥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勇敢杀敌人……”待双方平静后,他接着说道:“现在请大家坐下,我来领着大家喊口号:国共合作万岁!”双方人员随着高呼:“国共合作万岁!”冲突就此平息。 
　　事后,面对“抗大”学生入驻绥德县城的情况,田杰生越发不舒服。于是制造谣言,说“抗大”不敢上前线打日本,跑到这里与民争利,并且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给学员生活用品,操纵流氓地痞夜间扔石头砸“抗大”宿舍、占领校舍,围攻、袭击独自外出的“抗大”人员,挑起一系列事件,终于干出非法逮捕中共方面安定县县长的暴行。 
　　胡耀邦在和其他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国民党方面的实力和特点以及当地的民情社情之后,召集全队人员开会,决定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全队人员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活动;又将学员们的房东都请来开座谈会,由胡耀邦向他们讲“抗大”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并且介绍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闹摩擦的真相;同时也做好了同田杰生作面对面斗争的准备。 
　　一天,胡耀邦亲自去找田杰生面谈。他昂然走进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开门见山地对田杰生说:“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贵县不能对这些情况坐视不问。圆滑的田杰生一方面撒谎说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方面又说此地老百姓负担不起这样多的抗大人员,所以不欢迎。胡耀邦立即回答说:老百姓对“抗大”了解后,对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买卖公平,住房付租,并不增加老百姓负担。胡耀邦语气平和,但话含锋棱。田杰生虽然想表现强硬,但他理不直,气也就不壮,终于只能取守势。胡耀邦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精神,对田杰生说:“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经过这一场交锋后,“抗大”第一队太平了许多。但1939年年初,田杰生又制造事端。他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兰斌到县城开会,却以征兵、职权纠纷为借口将其扣留。胡耀邦闻讯,立即紧急集合第一队学员,做好同田杰生交涉的准备,同时又与八路军留守兵团紧急联络,请他们戒备待命。胡耀邦只带一个警卫员去见田杰生,田杰生却布置一个排防守,个个荷枪实弹,虎视眈眈。胡耀邦把手枪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放,说如果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他进一步向田杰生说明一致抗日的重要性,警告他不能胡作非为,并提出了解决纠纷的方案。田杰生自知理亏,不得不将薛县长交胡耀邦护送回去。 
　　事后,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了这件事,说:哦,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胡耀邦这种“联合中斗争”的经验,后来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后来,胡耀邦“单刀赴会”的统战佳话在中共干部中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胡耀邦在“抗大”表现出的杰出才能,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后来,胡耀邦与抗大第四期学员一起离开了“抗大”,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