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绝秘文件泄露,蒋介石极其震惊。他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张学良深感潜伏在自己身边的潘文郁人才难得,想保住他的性命,蒋介石却不为所动。少帅心情沉重地感慨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思想进步,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留学
潘文郁又名潘东周,1906年4月4日生于湖北襄阳县东津湾。1922年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习,深得该校教师、襄阳第一个马列主义传播者肖楚女的器重。次年转入由陈潭秋、钱亦石等人创办的武汉共进中学读书。该校在学生中灌输先进思想,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潘文郁的思想再次受到洗礼。
“五卅”运动中,潘文郁作为湖北省学联的代表,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中共武汉地委的派遣回襄阳发展国民党党员,组成了当地第一个国民党小组。不久,潘文郁被中共武汉地委选派,同伍修权等11人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成绩突出,尤以俄文最为出色。留苏期间,曾任莫斯科大学俄语翻译和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作为指定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翻译。不久,又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任周恩来的翻译。同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国,在上海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主持中央宣传部的日常工作,任《红旗日报》副主编。
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合并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潘文郁为14名委员之一。9月24日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遭王明打击,被调离中央, 成为《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
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安排到上海西区为中央秘密传递报纸。由于有怀才不遇之感,王明时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几个月后,他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当编辑,在潘文郁手下工作。
1930年1月,王明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会议时被捕,当时并没有暴露身份。尽管如此,王明还是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送信给潘文郁,请求营救,并询问有关同志的地址。这在事实上造成了泄密,严重违反了党的保密原则。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潘文郁迅速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王明知道的机关。此后,王明被共产国际的米夫保释出狱,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一名编辑。受到纪律处分后,王明迁怒于潘文郁,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实际主导了会议。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由王明独揽大权。窃得实权后,王明随即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对原来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打击,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潘文郁被解除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一个月后,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形势严峻,于是潘文郁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干事。
1931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被捕,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审讯时,经已叛变的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指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法庭上填了表,声明今后不再干革命,但马列主义信仰不变。出狱后,潘文郁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一个亲戚家里,埋头翻译《资本论》,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分册由东亚书局出版,连同陈启修译的第一分册,成为该书在我国最早的中文译本。
潜伏在张学良身边,为我党秘密提供情报
潘文郁与黎天才私交甚好。黎早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天才以其处事灵活和过人的才干,成为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并负责情报工作。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陈赓负责筹建的中共北方局特科,派人找到潘文郁,希望他为党重新工作,潘文郁因此再次成为秘密党员。带着这项绝秘任务,由黎天才推荐,潘文郁来到张学良身边,成为张的秘书。
潘文郁的精明干练深得张学良赏识,他给张学良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讲解中共团结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时,潘文郁来到武汉,在“剿总”机要组任秘书。
张学良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决定作一番研究。同时,张学良也在思考联共抗日的可行性问题。为此,他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而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文郁。
潘文郁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因此得到张学良的赞许。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至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潘文郁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鄂豫皖3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了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报给了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该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取得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武汉“剿总”参谋处为加强各“围剿”部队之间的联络,将所属部队的番号、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印制成册,作为机密文件,发给团以上的带兵长官及“剿总”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所在的机要组也领到一册,由此得以获知鄂豫皖“剿总”全部机要。他及时另抄一份,把文件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兵力和分布情况,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剿”立了一大功。
身份暴露遭处决,从容就义成烈士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进占中央苏区,缴获了部分红军文件,意外地发现潘文郁传出的那份鄂豫皖“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如此绝秘文件被泄露,蒋介石极其震惊。
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被捕,供出了潘文郁。潘文郁的身份被暴露。得知详情,蒋介石大怒,火急手书电报,要张学良将潘文郁立即逮捕监禁。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鄂豫皖“剿匪”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并限令张学良将之迅速处决,将涉嫌的黎天才等一并押解南京待审。
张学良深感潘文郁人才难得,想保住他的性命,于是电复蒋介石:“此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不为所动,并严厉斥责张学良,命张限期处死潘文郁。因为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还指定参谋长钱大钧负责监视。
深知此事已无可挽回,又怕把潘文郁送至南京后会受刑不过而牵连其他人,张学良无奈只好决定在武汉对潘执行死刑。行刑前,张学良对即将被处决的潘文郁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徐家棚从容就义。
事后,张学良曾心情沉重地感慨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正因如此,他力保另一位朋友黎天才,黎才没有遭受蒋介石的毒手。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1988年6月,国家民政部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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