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年的上海大学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骗到了台湾；
经过一番魔鬼特训，成了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
他，又被派遣潜回大陆……
1996年罗列成在《上海滩》杂志写过相关的回忆文章
我今年85啦！民国十六年生的。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再没有回头路可走
那年头兵荒马乱。
1949年，我在上海念书，大三，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都纷纷逃往台湾。我们这些穷学生，前途未卜，每个人心里都焦虑极了。
我大概算是当时最正统、最听话的学生了。抗战爆发，我从上海租界，辗转江苏宜兴、江西兴国，好不容易把中学念完。之后，响应号召，加入青年军。结果鬼子没打上，抗战胜利了。
蒋经国下令，高中毕业的青年军全部复员读大学。当时上海有四所国立大学，暨大、交大、复旦、同济。我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就想好好念点书，所以暨大的地下党鼓动进步学生闹学潮，我不乐意：学潮一闹，全部罢课，还怎么念书啊？现在回头看，我是觉悟不够高。
上海快解放了，时局越来越乱。1949年4月15日，我收到一封油印的恐吓信，大意是说：罗列成，你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所干的一切勾当，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等待人民的公审吧。
落款“上海学联”,还有公章。
后来了解到，4所国立大学有30多人收到了信。大家惊惶万分，手足无措，集中到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共商逃命之事。
有人主张去广州，有人主张到浙东打游击……可是能逃到哪里去？逃得了今天，又怎么逃过明天？
正走投无路时，有人提议见方治。
方治是谁？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老谋深算的党棍。我是暨大的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他对我也有印象。大家就推举我带头，一起去找他。
到方治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中统特务邹道树过来了：“同学们，你们以前不太懂事，还抱着与共产党和平共处的侥幸心理，如今怎么样？上了学联的黑名单……”
方治抽着烟，打着官腔说：“我们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点，再来听消息。”
第二天，我们没有见到方治，只从邹道树手里拿到一份由方治写的亲笔信，介绍我们30个人到原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见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安排我们4月19日晚到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沿平轮”,那是装新兵的船。
船开了两天一夜，到了台湾基隆码头。邹道树早在码头等候了。一见到我们，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终于把你们请来了！”
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要去台湾！上船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件行李，连上海的哥哥都来不及告诉。我这才回过神来：所谓的“恐吓信”,都是邹道树一手炮制的！他说：“我要是不写那封信，你们能来台湾吗？！”
原来，是方治想把我们带去台湾。他是搞政治的，难道让他一个光杆司令去见他的主子吗？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在人生这个棋盘上，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石牌训练班” 要把我们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潜回大陆
凭着“大学生”这块牌子，我很快找到工作---到位于台中的装甲兵子弟中学当教师，是由原暨大校长李寿雍介绍的。
1950年元旦，学校放假3天，我去台北观望一下政治气候，不料碰上了上海光华大学48届历史系毕业生张丹秋。他是中统分子，以前在上海相见，我们之间泾渭分明，各自相轻。而今在台北邂逅，却分外亲切。
得知我当教师，张丹秋直呼“没出息”,他说：“男儿志在四方，何必龟缩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祖国如此之大，难道容不下你我一席之地？”
听了他一番鼓动的话，我全身热血都倒流了。大概见时机成熟，张丹秋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如此这般地讲了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务……
我想了想，也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回大陆，离家大半年，与家里失去联系，我想家呀。
就这样，我在张丹秋介绍下，于1950年1月3日，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口试。
10天之后，我接到“录取通知”.头脑清醒了一些，我前思后想，不知是福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索性豁出一条命，钻进了台北“石牌训练班”.
这是个训练特务的地方，是蒋经国的“试验田”,受“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蒋经国是主任。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台北石牌。有人带着我，从唭哩岸小学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去。进了班，学员之间互不知晓真实姓名，只有一个编号。
训练班有三期学员，第一期是培训干部，我们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全是第一期学员。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我就是这个“游干班”学员。
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战略战术，都学了点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要把我们这些人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离台前我留了个心眼，没想到救了我的小命
3个月的训练结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体派遣，从当时未解放的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强行登陆。剩下的单独派遣，或小组派遣。我属于小组派遣。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位好友，叫蒋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只因出发那天匆匆忙忙，他没有赶上轮船，后来留在交大，倒也相安无事。他通过香港同学，给我转来几封信，劝我回大陆工作。
训练班潘组长一直训导我们，要创造条件，主动回去，站稳脚跟。征得“组织”同意，我经香港转给蒋君毅一封信，他热情洋溢，欢迎我返沪。
在返回大陆之前，我也留了个心眼，就是想找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这样到了大陆，彼此也有个照应，否则你是什么人，身份怎样，谁能证明呢？
从同学处查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学教师，未来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谁知道几年以后，离台前留心的这样一条线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
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学员朱懋德、蒋伟然，编成一个小组，朱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蒋是书记，我们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中转。
虽然是同一小组，但我们3个人不横向联系，都是单线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李忠兴联系。这是纪律。
5月，我踏上了“玩命”征途，从台湾向澳门进发。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在二万吨级英皇号油轮上，我不敢正眼瞧别人，甚至连甲板都不敢上，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
打开随身的皮箱，看到里面有配发的A、B、C三种写密信的药水，我拿出来，全丢进了大海。我自欺欺人地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一见钟情，但决定坦白交待后，就断了跟她的联系
5月17日，我抵达上海。
蒋君毅是惟一知道我从台湾回来的，但他什么都不问，只介绍我参加了徐汇区“海光业余学习班”.
我在这个班上，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她叫何明玑，22岁，是湖南军阀何键三姨太的女儿，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她外语好得不得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用英语交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见钟情了。
那时，上海的兰心大剧院经常演话剧，我请她去看。看完演出，我送她回家。叫来一辆黄包车，6月，天已经热了，她穿着短旗袍，手臂大腿都露在外，若挤在一辆黄包车上，必然要亲密接触。何明玑把自己往一边移，“来来来，坐一起嘛！”我还是又叫了一辆，两个车，一前一后地回去了。真的很纯洁。
何明玑是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这年6月中旬，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几乎同时，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来上海招收学生。我两处都报了名，经过考试，两处都录取了。何明玑也两处都录取了。
何去何从？何明玑让我选择，“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当然是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可是，不行啊！
我是大学生，不可能再去读书了，可对何明玑来说，去银专是最好的选择。我劝她，她不听，死活要和我在一起。
我怎么能说我是特务呢？是台湾潜入的敌人呢？我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怎么配拥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更不忍心让一个善良的少女，卷到可怕的政治斗争中。
我去了愚园路何明玑家，跟她姆妈说：“伯母，我来跟你商量个事……女孩子，上银行学校，以后到银行工作，很好的……”
何明玑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我就走了。跟何明玑一个当面的告别都没有。
我去了西北，起先我们还经常写信。后来当我决定要坦白交待后，就坚决断了跟她的联系。
她有没有恨过我，我不知道。40多年后见面时，何明玑没有提起，我也没有再问。
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舅舅”大力称赞我这个“外甥”
64军速成中学在离宝鸡15华里的陈家村。学员都是20来岁的排连干部。到部队第一件事，我就用糖水密写了一封信，报告香港联络点，说明我已到达速成中学。
药水早被我扔到海里了。糖水、牛奶都可以写密信，干了以后字迹消失，上头再写平常的家信：“舅舅你好……”收到信放在火上一烤，隐掉的字迹又会冒出来。
当时双方的谍报工作非常复杂严密，我至少要让“组织”信任我啊。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我在天上看到燕子式飞机，也凭主观推断，说是东北制造的，作为情报汇报过去。
这样做，还有个原因是想要些钱。一个月300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300块，寄到上海堂兄那里。两个月后，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是香港站的，“舅舅”大力称赞和鼓励我这个“外甥”.
我接信后，天天晚上做噩梦。那时阶级斗争非常严酷，我开始还梦想着，对台湾藕断丝连，在大陆长期隐伏，可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国民党败逃台湾后，留下来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通通被消灭。
我命大啊！如果不是我坦白交待得早，再给我10条命，都早没了！
我庆幸自己早交待了一步，否则，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很猛。我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任务是每天早晨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有个生动的事例：我们64军军长在全国解放以后，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就因为来回坐了飞机，现在要算他的浪费账。军长这时还在朝鲜战场上呢，也被扣上帽子，白天指挥打仗，晚上接受批斗，跟了他十多年的贴身警卫员也被勒令离开，军长连打水、扫地都要自己动手。
我联想到自己，还能苟活多久呢？总有一天会被揪出来，下场只有死！不行，我不能去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向同房间的邹指导员说：“指导员，有空吗？我想谈个问题。”
“是不是团里的事？暂搁一搁。”搞运动，指导员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精神恍惚，熬到晚上又找指导员：“我有问题要交待。”
“怪了，刚参军不久，难道就贪污不成？”
“不，我是派遣特务！”
指导员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到底是指导员，拉了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慢慢说，不要激动。”
我是坦白交待了，可“石牌训练”的事谁来证实呢？张丹秋，这时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这是在生与死之间的赛跑。
我对指导员表示，我已暴露，当务之急是抓人。
凭着离台前获知的张丹秋那一点点线索，能抓到他吗？那么大的天津，无详细地址，怎么找？我也很担心。万一抓不到张丹秋，我就死无对证，下场如何也就难说了。
但我坚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根“针”是可以捞到的。
果然，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一个醒目的直标题。正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我的眼珠一下子盯在上面，“本报天津讯，张海棠又名张丹秋……”
当年，就是张丹秋把我拉进了特务训练班，现在，我庆幸自己早跑了一步。如果张丹秋比我早交待，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有我的大名
几十年中，大陆的同学知道我去了台湾，台湾的同学又没有我的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暨大同学没去台湾的，有的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当过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才有同学找到我，说原来你没死啊！
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叫周才坤，我俩一块儿读中学，一块儿进暨大，搭同一班船去的台湾。1950年我收到训练班录取通知后，还去找过周才坤，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去的话，蒋经国要杀掉你的。”
1989年8月，周才坤随台湾旅游团回到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我从同学处得知消息，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这时已是台北县税务局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死啊！你可把我害苦了！”
原来这是台湾当局的“灭口之计”.1950年我潜回大陆，听说我已落稳脚根，那边就要把我从所有知情者的记忆里“清除”.他们找到我的同学周才坤，称：“罗列成是共产党的特务，他根本不叫罗列成……”
周才坤不信，“鬼扯蛋，我跟罗列成从小到大在一起，他就叫罗列成……”
他们把周才坤关起来，直到他答应按照他们的口径说话。
过了不久，周才坤又被他们叫去了。“我们调查过了，你说得对，罗列成确实是罗列成，他也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但是他去大陆以后，已经以身殉职了。我们作为烈士处理。”
就这样，我当了几十年的台湾“烈士”.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还有我的大名呢！我家人常跟我开玩笑：“你可以到台湾要钱去了！”
跟我同组潜回大陆的朱懋德、蒋伟然，在“镇反”之前听到风声，就跑到了香港，台湾不敢回，大陆也不敢回。我坦白交待以后，他们冒死回到台湾，一回去，就被蒋经国关了起来。
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原来是个梦！
我彻底交待了问题，想着要重新做人，将功补过，于是拼命工作。学员们对我的态度毫无异样，课堂纪律也非常好，不过，学员越是谅解我，我精神压力反而越大。
1952年底，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金科长来到学校，找我谈话，稳定我的情绪，要我好好工作。1953年4月，我被人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1953年11月，我被逮捕，1958年被判刑12年，1961年送新疆劳改，1965年11月获得新生。1971年调到阿克苏磷矿挖矿，1979年12月落实政策，1980年调到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当语文老师。1987年退休。
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好好地活到了现在，我知足了。
早些年我经常做噩梦，坦白慢了一步，枪毙。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我吓得醒过来，原来是梦，怎么不高兴呢！
我不仅没死，还堂堂正正有工作，有了家，怎么不高兴呢！这个老伴，是我52岁那年结的婚，好得很。儿子女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
我退休后闲不住，又当了10年语文老师，教出的学生，个个非常优秀。
人生就是这样，不能假设的。年轻时我还后悔，哎呀要是不去台湾就好了；哎呀去了台湾不进训练班就好了；哎呀就算进了班，赖着不潜回大陆就好了……
你都不能假设。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自得其乐。你说不回大陆就好吗？那些华侨回来，临走时抓一把土放在怀里带走。他们心里的苦，你不晓得哇。
40年后再见面，有没有恨过，她没提起，我也没问
1991年，我的同学相继都找到了，恢复了联系，何明玑还没有找到。我心里始终放不下。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给东北银专写了封信，“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何明玑收”.其实斯大林大街也没有了。我就是瞎打瞎碰。结果，不到一个月，来了一封信。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他跟何明玑一块考上银专的。
何明玑当年是上海学生，很有名气。她毕业留校，当了英语老师，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了。她丈夫戴了“帽”以后，生活也挺坎坷，后来，两人在江苏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好，信息了解到了，我一封信写去，不久收到了回信。信上有电话号码，我一个电话打去，接的就是何明玑！还是脆生生的上海口音：
“侬啥宁，哦，侬罗列成啊……”
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我要去看她的。一把年纪了都还活着，不容易，不见一面不死心。1992年，我让一个交大同学先去探路，看何明玑是什么反应。结果同学去了，他跟我说，何明玑非常热情，她很想念你。
1993年，我坐着火车，去看何明玑。何明玑把被子也晒过了，床单也换新的。我知道她要留我在家住。吃过晚饭，我们聊到11点，我把预先准备好的火车票拿出来，看，我要坐1点的火车回去……
40多年了，我们都成了古稀老人。她还是那么漂亮，我也是西装笔挺啊。
这辈子，我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