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首页十分简洁,因此页面上傅莹的笑脸就显得格外醒目。点击鼠标,这是一篇大使致辞,署名的正是傅莹。致辞的内容称得上别具一格,甫一开篇便说:“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间的人们互相学习、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变得愈发重要。”在文中,傅莹把网站定位为“英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这位大使,果然格外重视不同国家间的了解与沟通。
危机大使的媒体公关
傅莹的幽默与机智,让人难以拒绝的柔性的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气质和个性的语言,一改往日中国官员“不苟言笑、铁板一块”的形象。也正是她屡屡在关键时刻发出直击人心灵的声音,成就了她“危机大使”的美誉。
2009年年末,北京地铁。赶早高峰的上班族们捧着各种早报、晨报或免费拿来的地铁报,浏览昨日发生的新闻。这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英国毒贩阿克毛被处以死刑的消息,也报道了英国首相布朗的“震惊”和“失望”。读到这里,一个年轻人气鼓鼓地把报纸一拍:“鸦片战争的账还没算呢!唧唧歪歪!”挤在他身旁的人们,虽然彼此陌生,此刻却颇有默契地发出了笑声。
一个证据确凿的案件,却因为牵扯到了民族情绪、政治考量、不同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而变得纠结起来,不仅成为一时的舆论热点,还引发了一段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可见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距离,并不只是相隔8个时区那么简单。而这,不过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所面对的一件突发状况而已。
自2007年傅莹出使英国以来,中英关系并不平静。然而,就在公众的注视中,傅莹一次次地化解了危机。
2008年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英国部分媒体不仅不报道骚乱实情,甚至不顾新闻道德和准则,刻意剪辑录像或加工图片,制造假象。中国政府和驻英使馆向有关媒体提出严正交涉,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媒体的致歉。但是,这些迟到的致歉根本无法挽救业已形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大使馆遭到暴力威胁,北京奥运会遭媒体唱衰,而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半个月后奥运圣火将开始海外之行。在伦敦,圣火能不能得以有尊严地传递?
傅莹决定正面出击,进行一次媒体公关。
2008年3月28日,傅莹来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新闻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早餐》,接受现场直播的电视采访。傅莹身穿中式服装,一头银色的短发,气质优雅干练,她怀里抱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福娃”,又使她平添几分亲切。
“最近几个星期,人们每天都在议论北京奥运会,但是议论的方式和内容却让人错觉北京奥运变成了联合国首脑峰会,要负责解决全部的重大国际、国内问题。”听到傅莹的这句话,主持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显然,时常关注国际新闻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傅莹继续说:“政治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讨论和解决它们有很多合适的方式,政治问题是不可能在足球场和游泳池里解决的。”“还奥运一个单纯的意义”——傅莹的这句话,道出了关注奥运会的人们的心声。
而谈起即将到来的火炬传递,傅莹既没有表现出忧虑,也没有大谈奥运火炬的神圣意义,而是来了个“换位”思考。她说:“不少中国人印象里的英国人,还是穿着黑色风衣、打着雨伞的形象,而透过火炬传递的镜头,没到过英国的中国人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英国。”包括主持人在内的很多伦敦市民终于感受到,奥运并不仅仅属于北京一个城市,圣火传递可以把伦敦和北京紧紧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只是个“由头”。英国人对西藏问题的误解和偏见由来已久。如何让英国民众尽快了解事件的真相呢?傅莹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媒体。
2008年4月5日,就在奥运圣火抵达伦敦的前一天,傅莹在英国的主流大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奥运火炬不暗淡》(The Olympic torch is undimmed),细腻地描绘了自己过去在西藏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并佐以翔实的数据,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娓娓道来。“西藏的美丽,曾吸引我数次前往……每次看到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善男信女,看到藏族老奶奶摇着转经筒,看到年轻的喇嘛激烈地辩论教义,谁能不深深感动于他们的虔诚呢?”在她的笔下,西藏的形象不再神秘遥远。
第二天,伴随着2008年伦敦的最后一场雪,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开始了。伦敦是圣火境外传递中路线最长、时间也最长的一站,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伦敦也将成为圣火遭到暴力阻截的第一站。傅莹大使作为火炬手参与传递,但很快就发生了“藏独”分子抢夺火炬这令人震惊的一幕。
4月13日,傅莹就在英国另一家主流媒体《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她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了同行的中国志愿者所受的委屈,讲述了中国年轻人的愤慨,还讲述了自己的女儿对整个事件的不解,惟独把愤怒深深地藏在了字里行间。“在那些大声抗议、示威的人当中,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西藏。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西藏是备受喜爱的一片热土。”面对西方媒体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评论,傅莹则毫不客气:“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
在一周之内,两度在英国主流大报上撰文,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后,媒体上便不断传来傅莹的声音。2009年7.5事件后,傅莹发表在《卫报》上的文章再度成为热点。这篇《团结流淌在中国的血脉中》(Unity is deep in China's blood),以那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开篇,对英国读者而言可谓新颖别致。文章紧接着回顾新疆的历史,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径,读来十分引人入胜。此文发表后,在《卫报》网站的读者跟帖中就有读者说:“这篇温和的文章,从中国人的角度反映了最近乌鲁木齐事件的事实和感受。我相信所有国家都珍惜团结、反对暴力。”
但是,傅莹也并非总是柔声细语,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这位女大使同样能够做到有理有节、掷地有声。
2009年3月29日,伦敦金融峰会前夕,面对BBC的摄像机镜头,傅莹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当人们给中国扣上‘富裕’、‘有钱’和有大量外汇储备等各种帽子的时候,中国民众会感到这是在吹捧中国,甚至是在忽悠中国。”而在英国毒贩阿克毛被我国依法处决前后,傅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英方的所谓谴责抗议,就连英国的网友也拍手称快道:“中国这次干得漂亮!”
傅莹所表现出的幽默与机智,让人难以拒绝的柔性的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气质和个性的语言,一改往日中国官员“不苟言笑、铁板一块”的形象,也正是她屡屡在关键时刻发出直击人心灵的声音,成就了她“危机大使”的美誉。当中国的对外宣传陷入被动时,难怪有人慨叹:中国的傅莹太少了!
“中国声音”的广阔空间
“在从事外交工作近30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傅莹
2009年11月,英国《太阳报》刊登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说《X元素》(X Factor)这档电视选秀节目的选手,就住在中国大使馆的旁边,“粉丝”们没日没夜的守候与喧哗打扰了大使馆的日常工作,于是,中国大使傅莹“发飙”了,还“上诉”到了英国外交部。这条新闻,要描写有描写、要细节有细节,简直让读者想不信都不行。
这件事算不上大,因为一份大众娱乐报纸,杜撰了一条“新闻”,倒也无伤大雅。可是这事儿要说小,却也不小。《太阳报》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天的发行量都在300万份以上,实际读者可能超过1000万。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儿,处理起来很棘手,发个正式通告吧,未免小题大做,而故作大方又显得虚伪——用脚趾头都猜得出来,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确实被《X元素》的“粉丝”们给烦得够呛。
傅莹再次作出反应。
首先,二话不说,先把招儿接下来——“这真是太逗了,当读到关于我们大使馆卷入‘外交纠纷’的报道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也陷入了《X元素》的热潮之中。”
接下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报纸爆料,我们就爆更猛的料——其实,大使本人也是《X元素》的“粉丝”,而且点评起选手来头头是道,甚至不吝赞美之辞:“他们十分有天赋,他们能拥有如此众多的粉丝,一点也不奇怪!”
再来一招“借东风”——向英国民众介绍一番中国的“超女”、“快女”等选秀节目,趁机让他们了解,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年轻人也有着同样的娱乐与时尚。
最后,话锋一转——“但是在中国,制片方可不会让选手住到居民区里去,否则成千上万的‘粉丝’一来,还不得把居民区淹没了吗”,坦然承认大使馆已经不堪忍受“粉丝”骚扰了。
一套“太极拳”打下来,不仅把误会澄清了,还让英国人看到了大使可爱的一面,甚至了解了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时尚生活。不得不承认,傅莹的沟通技巧实在高明。
傅莹善于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当然有她身为女性、生来就比男性更会讲故事的因素,但这并非全部原因。她的媒体公关意识和媒体实践,在同时代的外交官中是比较超前的,而她的自信——对自身水平和能力的自信、对中国前景的自信,则使她在媒体前挥洒自如。早在任驻菲律宾大使期间,傅莹就主动与当地媒体交流,针对记者们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的好奇和关注,经常主动“喂料”,让这些媒体记者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传播中国的“义务宣传员”。傅莹更是频繁出现在菲律宾的大学、研究所,发表演讲,回答问题,介绍真实的中国,发出中国的声音。而在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期间,傅莹发出的“中国声音”更加响亮了!外界对“中国声音”更加倾听与重视。
出使澳大利亚期间,傅莹应邀做一场关于中澳关系的演讲,竟然有550多名听众闻讯赶来,而且都是自掏腰包、购票入场,这样的规模在澳大利亚实属罕见。看到这个阵势,主办方对傅莹开玩笑说:“比尔?盖茨来墨尔本演讲时都没有这么多人参加,看来你的魅力和吸引力超过了盖茨!”演讲结束后,现场观众的提问一个接着一个,踊跃程度让傅莹感到意外。这场演讲,最终持续了三个小时,大大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期。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车里,傅莹思绪万千。她说:“在从事外交工作近30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有了这样的意识,傅莹自然格外重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然而,在媒体成为“第五种权力”的西方世界,如何应对无孔不入、无风起浪的媒体,不仅仅是“有心”就够了,更要有技巧、有智慧。
动之以情,更有一种力量
动之以情,也更有一种力量。她不断以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传达中国人的感受与声音,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相信绝大多数心是肉长的西方人,也会闻之亲切、思之动容的。
事实上,如何向英国人说明中国以及中国的“西藏问题”,曾让傅莹头疼了很久,而这段心路历程,在奥运火炬伦敦传递过后一个月才终于在媒体上披露出来。傅莹说:“我们生气,我们愤怒,但是冷静下来以后还要考虑怎么办,还要考虑今后怎么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我这些天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声音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怎么样能让更多西方的公众了解我们的立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她克制住一时的情绪,用理智的头脑控制着细腻的文笔,写出了那篇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傅莹曾一度产生过放弃发表这篇文章的念头。当时,虽然中方的奥运火炬团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冲击,但英国的媒体却漠不关心,依旧不负责任地鼓吹所谓“西藏问题”。“后来我看BBC转播奥运火炬在旧金山的传递,评论员尖酸刻薄的评论令我觉得他们实在太不可救药了,就放弃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想法。”2008年4月经历了北京奥运火炬海外传递过程中发生的风波后,傅莹在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这样写道。
几天之后,傅莹到英国电讯媒体集团(Telegraph Media Group)与管理层人员座谈。她直言不讳地指出,对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的歪曲报道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感,西方媒体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而这家集团的高管则坦承,英国媒体普遍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也表示英国公众对中国并无恶意。眼看北京奥运越来越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也不断增长,英国电讯媒体集团的高管趁热打铁,表示愿意加强英中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愿意为英中公众之间的健康辩论提供机会和平台。傅莹感到,这家传媒企业的态度是友善的,便同意将《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给他们发表。而《星期日电讯报》果然没有辜负傅莹的信赖,既没有随意删减,也没有断章取义,而是全文刊发。
事实证明,傅莹的决定是成功的。这篇文章,不仅在英国引发了一场辩论,还被其他一些国家的报纸转载。香港《大公报》曾评论说:“动之以情,也更有一种力量。她不断以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传达中国人的感受与声音,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相信绝大多数心是肉长的西方人,也会闻之亲切、思之动容的。”傅莹说:“这件事给我的启发很大,说明国际社会是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和运用机会。”此后,她就再也没有放松过与英国媒体的联系,时常走访英国各大电视台、电台、报社,与媒体高管会谈,把中国的想法和立场源源不断地“灌输”给这些掌控着英国舆论的人。
虽然现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很大,也有了解的意愿,但是了解的途径有限,了解的程度自然也就不尽如人意。“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逐步增加,但是相对而言,还是很不充分的。”在2008年那次书面采访中,傅莹对本刊这样写道,“英国人喜欢看书,但是在英国的书店里找找看,能够把今天的中国说清楚的书太少了。”
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傅莹从不放过与英国主流人群和年轻一代的沟通机会。牛津、剑桥、伦敦政经学院等著名学府,还有各类非政府组织,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在这些平台上发表演讲时,既不避讳热点,也不惧怕争议,例如中国是强国吗,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将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与能源等,都是她的话题。
正如傅莹所说,只有“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才能化不利为有利,化消极为积极。
傅莹那些事儿
30多年的外交岁月,傅莹在无意间创造了很多个“第一”:1992年～1993年,傅莹赴柬埔寨参加维和,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维和的女性;1998年,傅莹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不仅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而且也成了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傅莹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始终表现出蒙古族人的坚韧与睿智。
傅莹是名副其实的“职业外交官”,197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至今外交生涯已逾30载。
1953年严冬,傅莹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傅莹的父亲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得意门生,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读书。阅读的爱好,训练了她缜密的逻辑,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蒙冤,傅莹的读书时光也被打碎了。她16岁上山下乡,来到内蒙古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广播站劳动。回忆起这段岁月,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上山下乡锻炼使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三年中,她往返于兵团各处,不辞劳苦地爬电线杆、架银幕,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与此同时还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各科目的学习。
1973年,傅莹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的数学得了满分,被同学们戏称为“数学家”。正是这种“数学家”的精神激发她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她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可是傅莹似乎还嫌不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而成为外交官之后,她也拿出了“数学家”的精神来钻研外交业务。30多年的外交岁月,傅莹在无意间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她在外交部工作的首站是翻译室,是外交部有名的高翻之一,曾多次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翻译。1992年～1993年,傅莹赴柬埔寨参加维和,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维和的女性;1998年傅莹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在出使菲律宾之前,傅莹不仅请教了许多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还专程去了趟山东德州,参观明朝永乐年间的菲律宾古苏禄国国王墓。这位国王在访问中国的途中病逝于德州,他的妃子和王子就索性留在了中国。站在这位昔日国王的墓前,傅莹真切地感受到中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自己对发展中菲两国关系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1998年傅莹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不仅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而且也成了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傅莹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始终表现出蒙古族人的坚韧与睿智。进入外交部后,傅莹很少有机会回家乡,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带着蒙古族人的习惯。在一些隆重的场合,常能看到她身穿民族服装,庄重之余,更有一种特别的韵致。2004年,傅莹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当有媒体问及她的饮食习惯时,她说:“我喜欢喝奶茶,就从国内带来砖茶,周末熬奶茶喝。”除了喜欢奶茶,傅莹还喜欢听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从来不需要为赠送礼物发愁,因为蒙古族歌曲的CD是她的“送礼专利”。
2009年10月,在中国驻英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傅莹说:“最近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今昔对比的风潮,人们在博客上讲述着60年来家庭生活变迁的故事。我也受到这个怀旧情调的感染,翻出了母亲留给我的粮票。”说着,她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沓粮票。“大家看看这些粮票,方寸之间斤、两的标注,记录着中国人生活窘迫的岁月。而今粮票已成为历史,我已经答应把这些粮票赠送给大英博物馆。”傅莹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正是来源于她与新中国共同走过的岁月,和她对这个国家社会文化的亲身感悟,以及她对世界的中国的深刻理解。
“50后”外交官:中国外交领舞者
“杨洁篪明白他的工作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忠实地代表他所在政府的立场,与此同时,他又要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通过对他人意见表现出的理解来帮助中国结交朋友。”
2010年元旦过后,随着国务院任命崔天凯、傅莹、翟隽为外交部副部长,“50后”外交官全面进入外交高层。如今的外交部,从部长到司长,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外交官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力干将。
睿智与经验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每一位外交官背后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危机公关故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巴德曾这样评价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杨洁篪明白他的工作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忠实地代表他所在政府的立场;与此同时,他又要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通过对他人意见表现出的理解来帮助中国结交朋友。”由于有着较长时期的驻美工作经历,2001年就任驻美大使前杨洁篪早已被美国政界所熟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一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虎杨”(Tiger Yang),关系可见一斑。杨洁篪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与美国式的幽默,颇受美国媒体欢迎,被其称为“有文化”的外交官。
2001年4月,刚刚就任驻美大使不到两个月的杨洁篪便遇到了棘手难题:美国政府拒绝就“中美撞机”事件道歉,双方陷入僵局。危急之下,杨洁篪一方面奔走于美国国务院、国会与中国驻美使馆之间,表达中方立场,努力化解美国国会方面对中国的敌意;另一方面,他一天两次面对美国媒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美国民众支持。面对美国CNN记者咄咄逼人的追问,杨洁篪并未一味反驳,而是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比喻:“有一个家庭,一所房子,一个前院,有一伙人总是在这家门前的街上开着车徘徊,不到你的前院,但就是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地在靠近前院的地方开来开去,家里有人出来查看,结果家人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我认为,家人有权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做一些检查和调查。如果这种道理可以成立的话,我想美国人民能够做出非常公正的判断,到底该怪罪谁,至少你应该说声‘对不起’吧?”
杨洁篪的努力效果明显。民调显示,在他接受采访后,美国民众支持向中国道歉的人数从不足20%迅速上升到50%。2004年,杨洁篪被美国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授予“年度杰出外交官”称号,表彰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在华盛顿为拓宽和加强中美关系所付出的努力”。
对于关注哥本哈根会议的世界媒体来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可谓报道的重中之重,他带领的中国外交团队在会议上同西方阵营唇枪舌剑,将中国外交实力再次展现给世界。
会议开始不久,何亚非在新闻发布会上便用让人动容的语言表达了中方立场:“最终版本,需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更容易受伤害。煤炭,在发达国家用来供热洗澡,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是用来煮饭的。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发达国家显然不想承认它们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给地球环境造成的污染,设法推卸责任,要求发展中大国承担相当量的减排份额。对此,何亚非用一个比喻回应道:“就像一屋子人在吃饭,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这难道是公平的吗?”美方对中国的立场很不快,其代表斯特恩遂抛出不向中国提供减排援助的言论。何亚非再次严厉回击道:“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但这不代表中国要钱。我们是代表发展中国家而说的,我不想说这位先生无知,他受过良好教育。但我认为对中国提供资金的言论是缺乏常识的,若非缺乏常识,就是极不负责任。”
新任命的副外长崔天凯在任驻日大使期间善于走“亲民路线”。2007年上任伊始,崔天凯首次公开亮相便是拜访位于新桥的东京华侨联合总会,“我觉得到了日本应该首先见见自家人”,贴心的话语顿时让在场的华人华侨代表心里暖暖的。一位侨胞向崔天凯建议,应该在全体华人中举行一次向大使进言的活动,崔天凯立即回答:“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是否举行这样的活动,大使馆都会保证侨胞进言的渠道是永远畅通的。”
2008年初的“毒饺子事件”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民众对中国食品安全产生不信任感,一时间人心惶惶。彼时,崔天凯首先想到的是事件对驻日华人华侨的影响,他立刻前往神户华人聚居区了解情况,并亲自品尝了国产水饺。此后,他利用出席华人社团的团聚联谊、“饺子节”等机会,“逢会必饺”,当众品尝饺子,连声称赞“好吃”、“真香”,成为媒体头版的新闻,为“中国饺子”恢复了名誉,赢得了更多日本民众的认同。
事实上,“亲民路线”已成为当今驻外大使开展活动的重要理念。打开外交部网站的首页,“外交掠影”一栏很容易引起浏览者的兴趣,这里有新闻、散文、诗歌,讲述着驻外外交人员与所在国人民交往的点点滴滴,而中国驻外大使的个性化外交也逐渐成为国家公关的有力手段。在“外交掠影”的栏目中,网友们可以看到驻朝鲜大使刘晓明身体力行,在朝鲜农场插秧的情形,看到驻法大使孔泉帮助法国维尔弗朗什民众向中国推广博若莱名酒的情形。驻外大使的个人魅力渐渐成为中国国家公关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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