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有近一半来自粟裕经验
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 作者：张雄文

    许多年前，按照“一切归功于最高领袖”的惯例，有个观点家喻户晓：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军事思想。
    主席他老人家不幸驾鹤“西游”之后，这一惯例才有了松动。不久，毛泽东军事思想被权威部门阐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还被强调：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解放军将帅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显然，后一个阐述是时代进步、政治清明的结果，也更符合客观事实。
    粟裕长期实际统率一个方面军南征北战，江泽民称赞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 ，他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当然是名至实归的。
    一切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如此。它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妙手偶得之，而是根据前线将领的作战经验，及时总结概括出来，形成文字，然后“放之四海”的。
    “十大军事原则”如下：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1947年12月发表这十条军事原则的时候，国共“争雄”刚好进行了一年半。
    这年8月，也就是军事原则发表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热情洋溢地褒奖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这的确是一支战功卓著，傲视群雄的方面军。
    从内战爆发伊始到这时，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相继取得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一共吃掉蒋介石的看家老本四十三万四千余人，占解放军全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
    就在这一年，中共军队上下同心，浴血作战，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即有四十二次，其中歼灭国军两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十一次，粟裕指挥了六次，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歼灭国军三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八次，粟裕指挥了四次，占百分之五十。
    对蒋介石而言，这当然是“挖却心头肉”，令其痛不欲生。
    他崛起于闾巷之间，靠锃亮的枪杆子起家，他的万里江山与唯我独尊的委员长宝座，也是依赖庞大的军队支撑。没有了枪杆子和军队，他与村野田边的渔父樵夫一样，什么也不是。
    毛泽东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整天在打着精确的“算盘”，算计蒋介石的数百万人马。
    除了常常规定各战区野战军的歼敌任务限期完成之外，他还谆谆告诫麾下的将领们说：“消灭了他（蒋介石）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
    似乎生怕将领们不明白，他还饶有风趣也一针见血地说：“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
    蒋介石在开战之初，可谓旌旗蔽空，兵强马壮，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百万人马。当年前秦皇帝苻坚才拥兵百万，就傲得不行，喜形于色地说：“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意思是说，我的部队每人把马鞭丢在长江里，就可以让它断流。
    比起苻坚，蒋介石当然有更多的资本。因此，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
    不想才过去一年，四百万国军就被毛泽东搞掉了四分之一。而其中，粟裕奋勇争先，拔得头筹，竟占了百分之三十九（解放战争四年，也是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敌最多，达到二百四十五万）。
    苏联耍笔杆子的高尔基老头说：“写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最难的。”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有一句叫苦的话：“万事开头难。”对国共内战而言，最难打的仗也当然在起始阶段。
    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共将领，面对数倍于己之优势国军，不但必须顽强抗击其疯狂的进攻，保存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歼灭、消耗其有生力量，所以毛泽东称之为“爬坡”、“到顶”阶段。
    战争的中后期，随着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转化，中共军队质量、数量均占优势以后，就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比较容易大量歼灭国军。毛泽东形容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比如林彪与聂荣臻联手吃掉国军五十二万余人的平津战役，刘邓大军吃掉国军九十余万人的西南战役，数量听起来惊人，但都是战争中后期进行的。国军望风起义、投诚占绝大多数，的确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只需“喊一声”就行了。
    因此，毛泽东形象地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传檄而定”、“下坡”。
    起始阶段的战役，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挡住蒋介石最有威力的“三板斧”，大量歼灭其精锐部队，还在于为全军后来的战役提供优秀战例，也为毛泽东概括“十大军事原则”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这一军事原则，粟裕至少贡献了四条经验。
    1946年7月至8月，粟裕以弱击强，以少胜多，创造了苏中三万人对十二万人七战七捷的战争奇迹。
    国共全面开战以来的这几次大捷，打的主要是当时装备先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毛泽东闻讯后，笑逐颜开，当即亲自提笔，将这一获胜经验发给各战略区统帅们仿照、借鉴：“ 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 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 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不只如此，毛泽东还在七战七捷结束后的第三天，单独致电尚不大适应大兵团作战的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叫他仿效粟裕的办法：“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 让上级学习下级的战法，这似乎也是少有的特例。
    9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向全军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再次概括了粟裕的经验：“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三倍于敌的兵力，反对平分兵力；在敌处进攻我处防御地位时，选择敌前进中较弱的一路（一部），首先进行分割包围各个歼击，得手后，依情况，再逐次歼击他路（他部）之敌。”
    显然，这一经验与后来的“十大军事原则”第四条是一致的。
    七战七捷结束后的当天，粟裕也在《四十五天自卫战的简述》里总结了战役的经验。针对此战中“撤出如皋、海安是战略上失败”的一些错误看法，他认为：“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要地，但更要保存有生力量 如果我们死守海安 把有生力量消耗了，那么海安仍旧要放弃的。那样，就与我们主动撤出大不相同，正中敌人的毒计。海安撤出后，不但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而且转入了主动，待机作战 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者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这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城市为主”的经验，后来和其他战区相似的经验一起，被毛泽东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三条。
    1946年10月至11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涟水战役，歼灭国军九千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看家”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六千人。
    这一仗前后，粟裕忙里偷闲，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
    不久，他与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总结出了“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等部队政治工作经验。
    这三项可以申请专利的独创经验，成为华中野战军以及后来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
    其中，“立功运动”的经验在1946年11月被延安新华社广播推广，被称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
    不久，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多次发表新闻与短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立功运动”迅速在中共所有部队和各个战略区得到推广，对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后的1955年，中共军队首次实行军衔制，其中元帅授衔条件中“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标准，也隐隐约约可见“立功运动”的影子。
    “溶化俘虏”，也就是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自己的对手和“冤家”，几乎变成自己源源不断的补给队。
    七战七捷后，被俘的国军士兵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饱尝生活艰辛的穷人。经过华中野战军的忆苦教育，都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立即掉转枪口，向原来战壕的“弟兄们”开火。
    他们大多又是合格乃至优秀的士兵，受过蒋介石花费巨资的正规军事训练，如同现代企业老板们青睐的熟练工，战术、技术比一般习惯扶犁挥锄的翻身农民士兵好得多，起码就省却了一段较长的训练时间。
    参加华中野战军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华野的兵员补充难题，而且提高了部队整体的战术、技术水平。
    “不辞辛劳”、“慷慨无私”地输送这么优质的兵员，难怪蒋委员长有幸荣获了“杰出运输大队长”的“大红证书”。
    这一经验经粟裕与钟期光总结推广后，为华中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的不断胜利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粟裕指挥莱芜大捷后，华东野战军有些纵队俘虏兵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多者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上全是“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
    粟裕在这年7月19日与陈毅一起署名报告毛泽东的《华东建军经验》中说：“一年来俘虏补入野战军的，最低估计十万人。现在连队情形，如四、六、一各纵，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俘虏兵。其余各纵，亦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一年内总伤亡计九万余，我亡万余，残废计五千人，大部归队。这全归于野战军高度集中，胜利多俘虏亦多。这十多万俘虏，解决兵源，此与扩军数目相等，或竟超过。”
    这一经验后来同样被推广到了其他野战军。据统计，中共军队“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
    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指挥一支“国民党军”打国民党，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这么典型而独到的经验，毛泽东在五个月后欣然将其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是理所当然的。
    “评定伤亡”，是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
    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粟裕同志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 评定伤亡 ，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
    他认为，过去只强调“三猛（猛打、猛冲、猛杀）”战术，往往伤亡太大，但“开展 评定伤亡 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
    这当然不是粟裕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1928年，他还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小”连长时，就给麾下的大队长“传经送宝”说，作为指挥员，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他还动情地说：“同志们参加革命，老乡们送子上前方，送郎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
    粟裕“评定伤亡”的这一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野战军。
    1947年12月，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曾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介绍了华东野战军的经验，并收入了《连队工作丛收之一》的册子，成为基层干部必读书目。
    一向以“三猛”战术著称的林彪（他主张的“三猛”，最后一条是“猛追”），大概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了。
    短暂的整训后，华中野战军如虎添翼，战斗力已是突飞猛进。
    从1946年11月到12月，粟裕又指挥部队创造了盐南大捷，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捷”。不久，粟裕又负责战役指挥，马不停蹄，创造了宿北大捷。
    在如此频繁的战斗间隙，还能忙里偷闲休息和整训部队，并取得巨大成效，这当然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于是，毛泽东加以概括后，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第十条。
    毛泽东把部下的经验，概括成自己的理论，当然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抄公无关，更不是平庸与乏才。
    早在1913年，还是长沙街头一个小愣头青的他，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里端端正正写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意思是说，有才能的宰相，并非把自己的长处作为长处，而是善于博采天下人的长处。
    毛泽东日后倒没有做成宰相，却比位极人臣的宰相来得更猛，成了“天无二日”的最红的“红太阳”。
    这一经典的话语，无疑影响了他的一生。如同他那些“马背上”的诗词喜欢化用唐代李贺的诗句一般，能在军事上博采众长，形成指导全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粟裕和其他将领对“十大军事原则”，乃至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虽然鲜为人知，却也是不能不尊重的客观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