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先生和中国地学界有着不解之缘。1930年8月,吴晗到了北平,经燕京大学文史系研究员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半年。1931年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未能录取。又考清华大学史学系,由胡适推荐,在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等人关照下,最后在史学系入学。清华大学的史学系和地学系有着多方面联系,1937年2月和6月联合开会两次。鉴于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还成立边疆史地学会,推举时任地学系主任的家父袁复礼任主席,会员有40多位,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据家母说,1940年,我3岁时吴晗就认识我。在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当年一年级学生在此上课,家父分管理科,同学们多选修吴晗教的历史课。叙永县城不大,吴晗和我家住得很近。他当时要认养我当义子,家母没有同意。吴晗还经常晚间请家父吃饭,灌得半醉。在我有记忆之后,吴晗有时仍提起此事,继续和我家经常往来。我在上小学和初中时,他多次到我家来借走石刀石斧,那是父亲在野外捡到的中石器时代的数件细石器,用来教学生和我学习辨认的,吴晗说拿去讲历史课。等到我上了高中,他才领养了女儿吴小彦。
1949年冬季的一天晚上,在我家住的清华园照澜院10号,听到门外有小汽车响,随即有人敲门,接着便喊:“小鼎开门。”我急忙开门,是吴晗来访。他身后跟进一位老者,手上戴着白手套,我原以为是驾驶员。老者进门就对我说要上厕所,于是我就带他去简易厕所。回屋后,父母问我把客人领哪儿去了?我说到简易厕所去了。父亲说:“他是领导广州起义的陈郁将军呀!”吴晗坐在沙发的一侧哈哈大笑。之后,父母叫我赶快备茶以供他们谈公事。当时燃料工业部为发展石油煤炭工业,陈郁部长急需人才,通过吴晗联系清华大学地学系,立即招生培养地质技术干部。于是清华大学破例在1950年春季招考了30多人,1950年秋季又招考了30多人的秋季班。燃料工业部为培养这两届学生投入了相当的经费。家父又推荐吴晗为陈郁部长带路,去找北京大学地质系孙云铸和王鸿祯两先生。这样,北大地质系也先后招了两个班的学生60余人。同时,燃料工业部又找了西北大学地质系张伯声先生,先后招收了与北京招生人数差不多的100多人的4个地质班。以上就是1953年春季和秋季毕业的200多名地质人才。全国解放前,各大学地质系总共也就培养了200多名地质人才。1953年的毕业生改为政务院统一分配,陈郁部长及夫人袁溥之(燃料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因为没有如数得到毕业生,又找上门来要人,问这些毕业生都到哪里去了?父亲答道,此事请去找周总理。又说北京地质学院已经成立,以后的毕业生还分配给燃料工业部。另外,吴晗帮助燃料工业部联系清华大学化工系,培养了石油化工专业的很多人才,进而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
1949年11月,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和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一起,调查研究北京市中小学分布状况,以发展北京市基础教育。以崇文区为例,原来只有一所重点中学——汇文中学。之后,他们两人请来抗日期间搬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时称南渝中学)多位要求北返的老教师作为骨干,于1950年成立北京市第十一中学高中部。该校位于崇文区龙须沟东面的东晓市药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药王庙中学”;同时成立的初中部,后来发展为崇文区第二所重点中学。吴晗曾到该校参加开学典礼。1952年秋,我和清华附中同学范德先、王志明、张毅然考入十一中。1954年,北京市委传达高饶事件文件,学校通知我和著名农业化学家陈方济先生之子陈方权同学(后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去听传达报告,有意培养我们。此次报告的传达人闹了一个笑话,他本应带上给十三级党员干部传达的文件,但说拿错了,带到会场的是给九级党员干部传达的文件,只得照本宣科地传达了一个下午。回校后,本班没去听报告的校学生会主席和团支部书记,都说学校要培养你们入党了。不久,我回到家中向母亲说起此事,没想到家母不高兴,说上高中是学文化的不是学政治斗争的。后来,家母带我到北长街90号吴晗家中去找他。当时,吴晗和张奚若先生正在住所东面故宫的筒子河河边钓鱼。吴晗向我们说明此事的原委。原来是他得知我进入十一中,曾经和这所中学的书记、校长说过“认识袁鼎”。
解放初期,关于保护北京原貌问题,多位学者不同意用拆除牌楼和城墙的办法打通城市交通要道,吴晗和梁思成多次争论。为此,他曾征求家父的意见。1954年,家父写了《对修建北京市地下铁路的地质工作的意见》,由我誊清后,请吴晗转交北京市建设事务管理局。1959年,家父听说地铁工程已在西长安街开始进行地质钻探,探查下面的地层,就叫我去观看施工的准备情况。
1950年,中央命令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多路进军解放西藏。贺龙在成都,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组织专家学者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与部队领导一起研究西藏的史地社会资料和图纸。总参谋部在北京收集家父和于道泉等专家的图文资料。在边境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上,有些学者的不同认识至今无定论。毛泽东曾询问吴晗关于明清史(包括边疆史)问题,江青缺乏史地知识,还在一边顶撞吴晗,吴解释江青不听。
1964年七八月间,吴晗曾有一次拉萨之行,很快就回来了。此时,他尚不觉阴霾笼罩,对其指导的研究生张海瀛解释说:“去了两天,(邓)总书记找我有事,就回来了。”吴晗超出当时他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研究范围,受命研究中国西藏边疆史。1964年底,我从中印边境回来,协助吴晗和家父考证一些地名并绘图,这是继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作战受挫后,家父、吴晗等人研究中国与印度边境历史地理问题之后的第二次研究。但此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未能继续下去。还有吴晗关心的藏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封建农奴制社会如何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实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经济不发达社会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阶段问题,最后也未能获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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