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年轻的华罗庚因数学家、名教授熊庆来的推荐，得以在清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由此认识了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他读过闻一多把黑暗的中国比作“一沟绝望的死水”的诗，读过诗人“谁稀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的名句，这些诗句都曾在华罗庚的心头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华罗庚是那样敬佩闻一多，但要谈及二人的“亲密接触”，还要说是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大、清华和南开内迁，三所大学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两人随学校的搬迁来到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闻一多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则全家搬到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屋遭空袭被毁，无家可归。闻一多听说后，主动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就同挤一室了。闻一多家的住房并不宽敞，两家当中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就这样开始了两家人都终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在此简陋的环境中，闻一多埋头搞“槃瓠”（泛指他当时从事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槃瓠”本身属于古代神话中关于人类产生的传说），华罗庚则潜心钻研数学。他俩不顾条件的简陋、生活的动荡，一心扑在学问上，最终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成了《伏羲考》，华罗庚也完成了《堆垒素数论》。

　　闻一多虽然是名教授，但他同所有国难当头的普通人一样生活窘迫，拿的薪水让一家八口人糊口都不够。于是他先在中学里兼课，后来又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在昆明街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但他不金钱至上，不趋附权贵，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对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僚送来象牙请他治印，他都一一回绝；而对朋友却是无限情深，无比热情真诚。他曾主动为华罗庚刻了一枚印章，在正文“华罗庚印”四个字外，还在边款上用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言简意深的“说明”：

　　 甲申（１９４４年）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４０字，五句同韵，俗雅结合，亲切自然，以谐写庄。这其中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夹叙夹议，表达了诗人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这则铭文记载了这一段印章缘，意味深长，使数学家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华罗庚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

　　 经过血与火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人民所盼望的和平并未如期到来。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疯狂策划反人民的大内战。走出书斋的闻一多也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不断成长，从一个单纯的诗人、学者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民主斗士。正如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当时华罗庚应邀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他关切地对闻一多说：“一多兄，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小心才是！”“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后来华罗庚从苏联回国作了一场访苏报告，受到闻一多的称赞：“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华罗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交谈竟成了他和闻一多的诀别。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在悼念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当场怒斥捣乱的国民党特务，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即兴演讲（即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当天下午就惨遭暗杀，年仅４７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