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和罗振玉作为中国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他们之间曾经是莫逆之交，彼此赏识，互相扶助，成就了流传于世的罗王之学；他们也因为政治走向和儿女姻缘的争端，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谊，分道扬镳，自此天各一方。
罗王相遇 初识上海
在生命中结识几个知己，往往会对人的一生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不例外。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王国维青年时考取了秀才，在父亲望子成龙的强烈心愿下，他曾经两次参加府试，因心思根本不在科举考试上，落榜则是必然的结果，出于对八股文那种俗套的厌恶和对金石史学的喜爱，他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科考。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乡间谋了一份教书先生的职务，后因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文职书记一职，便介绍他去上海接替自己的职务。当时的王国维自是欣然前往，这是他学习新学的一次绝好时机。他满怀希望的来到上海这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城市，接受了学习新学的机会，在这里结识了康门弟子欧榘甲，并师从于他。遗憾的是因为《时务报》内部的“浙派”和“粤派”之争，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了《时务报》，所以他并没有与这位良师益友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见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启超先生。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王国维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许家腥任职时少得多，王国维因此较为苦闷，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由于要学习日文，不得已才继续工作。
罗振玉同样生长在浙江这片土地上，经历大致与王国维相似。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松翁、贞松老人。在甲骨文考释和筹办新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书。曾致力于新学的传播，辛亥革命后成为晚清小朝廷的“铁杆”遗老。罗振玉要比王国维大11岁，在15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并没有及第，然而他的志向也并不在那些陈腐的八股文、故纸堆里。与王国维一样，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并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
当王国维看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的原因破灭了，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新学的知识，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就这样，两个有着同样经历的人走到了同一个地方。在一次罗振玉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他发现了王国维写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心里顿时产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之后，罗振玉专门把王国维叫到办公室中进行交流，在感受到王国维的非凡才华和领悟能力的同时，他也了解到在《时务报》供职的王国维的苦闷，由于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汪氏兄弟还特意加重了王国维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资，而不是按事先东文学社和《时务报》约定的条款中所讲那样“两个机构中贫困者可以免费就读”。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还派自己的日本朋友藤田剑峰做说客去向汪氏兄弟讲清，但，汪氏兄弟并没有因此而减轻王国维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在生活苦闷和学习新学无力的情况下，王国维还是坚持在《时务报》工作，并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继续学习日文。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鼎力相助 共赴东洋
王国维自出生之后，身体便比较赢弱，在忙碌与紧张的学习中，他终因营养不良和腿病发作，不得不暂时放弃工作回家养病。而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戊戌变法的洗礼，就在王国维养病期间，戊戌变法和他新出生的长女一样，都夭折了，这给了他心灵上重重的一击。为了生存，王国维又一次来到上海，《时务报》已经解散，得益于罗振玉的赏识，他被暂时安置在上海农工商总局的《农学报》，王国维这次被聘请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月薪30元大洋，这不菲的收入，足以够他养家糊口，同时，他还可以认真地学习日文，进行翻译工作。在上海谋生的这一年是他过得比较顺心的一年，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留学的念头，罗振玉也对王国维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许诺要资助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朋友藤田剑峰的帮助下，1901年的2月，王国维踏上了留学日本的轮船。由于王国维把心思全部扑在学习上，没有合理安排时间，导致积劳成疾，腿病又一次复发，最终只能归国。罗振玉当时正在上海筹办教育专业的杂志《教育世界》，在事情筹备妥当之后，自是忘不了老朋友，罗振玉邀请王国维编撰一些中小学堂的教材，同时还翻译一些日文著作，在《教育世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使王国维开始崭露头角。
在《教育世界》杂志成功创办后，去日本考察数月的罗振玉，回国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一职，并派遣王国维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执事的身份到日本寻找翻译人员，寻找两个月之后，他并没有挑选到合适的译员，只好无果而归。罗振玉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多的询问，他了解到王国维喜爱哲学方面的书籍，便自费买了大量哲学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其阅读，这种对朋友无偿的援助，的确令人佩服。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并在此期间，继续学习他喜爱的哲学，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一年左右，又跟随罗振玉一家的步伐来到京城谋生，并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住在罗振玉家中，一切都仰仗他的关照。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他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内心无比悲痛，幸好有着老朋友的扶持和关爱。
1911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作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并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而当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当他想回到老家海宁时，船票已经疯涨了几倍，并且很难购到，再加上当时他也是一个学术至上的人，很需要一个清净之地治学。于是与老朋友罗振玉又是同进退。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听从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这样王国维便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在异国谋生的日子甚是艰难，大多数时间，王国维都是依靠罗振玉每月100元的资助来养活一家人，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并不是王国维想要的，虽然之后也找到了几份工作，但收入很是微薄。不过来到日本的罗振玉却是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完整保存了大量收藏的图书和古器物资料，在他和王国维整理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图书竟有五十万余册，还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甲骨器物。如此丰富的藏品是罗振玉用办杂志所得和全部的薪水换来的，而这些珍贵的藏品也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倾力合作 谱写鸿篇
在流居日本的这段时间里，王国维和罗振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相处的，他们由此也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利用罗振玉私人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他们朝夕相伴，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此期间他们对古代的封泥产生了兴趣，封泥就是在扎捆简牍的丝绳两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这块盖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称作封泥。由于简牍易腐烂很难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见到的封泥都属于极其珍贵的文物。罗振玉以其学术的敏感与前瞻性，曾经收集了一些这种封泥，而王国维在前期也写了《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关于封泥的文章，颇有影响力，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对封泥的研究当中。当时中国的很多珍贵文物都被倒卖到外国，有一个研究汉学的匈牙利学者沙畹就借助这些从中国掠得的简牍著书立说，并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书寄给王国维。在拜读了这本书后，他们发现书中有很多遗漏和错误之处，这样他们就决定对这本书校改，进行分工合作，终于历经三个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共分三卷。罗振玉负责其中的小学、术学、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这是他们相识15年来的首度合作，可谓是一朵共同培育的学术奇葩。
与此同时，他们对甲骨文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浓烈的兴趣，在罗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们真正感到对甲骨文的考证与释析的重要性，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略有不同的，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罗振玉深感自己拥有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于是在他精心的编撰下，经过数十天的闭关撰写，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稿，并邀请王国维与其共同商讨，进行修改，而通过王国维对书稿的锤炼，自然使得书稿的文字更趋成熟与完美。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他们通过各自观点的鲜明透析，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是罗、王通过倾力合作成就的学术成果，也是后世一直称赞的“罗王之学”。
分道扬镳 阴阳相隔
先期回国的王国维为了生计，不得不尽快找一份可以养活一大家子的工作，经过朋友的介绍，就职在当时的哈同花园内，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笔。虽然，他并不认同哈同花园内的一些做法，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也是无奈之举。此时，罗振玉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然而，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让王国维在国内帮助收购和鉴别古书画来转手卖给日本人，赚取其中的利润差额。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中国来，并开始筹划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的事情。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捞一笔，罗振玉成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他也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中，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而在王国维一直推迟任职时，罗振玉写了多达五六封的信件敦促他立即北上，因为当时，他正与得到溥仪赏识的另一位遗老郑孝胥势不两立，一旦王国维任职，便可以成为他的眼线监视朝廷内部的一些事情，并及时汇报到他那里，俨然王国维已经成为罗振玉政治上的一枚棋子。在担任南书房行走期间，王国维准备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进呈溥仪，当在天津的罗振玉通过书信来往得知这件事情后，也希望他把自己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一起进呈，王国维此时并不想自己成为遗老中斗争的棋子，于是婉言拒绝了罗振玉的请求。当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回信后，非常愤怒，要求他把书托人带回天津。随着罗振玉与郑孝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联合升允并希望王国维一同来弹劾郑孝胥。但王国维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是一直以来认为非常听从自己安排的罗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他当即表明不会连累王国维，从此以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裂痕。而一直不愿在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活的王国维，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选择了离开朝廷，并走进清华开始继续教书，过上了一种稳定而恬然的生活。
事情总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王国维没有想到人到中年，却又会经历着丧子之痛。王潜明当时在海关任职，薪水不错，正处在黄金时期，年仅26岁就患病悄然先他而去。在长子的丧葬上，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件事，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道：“潘夫人(王国维第二任妻子)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则讲道：“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并把来往信件点火焚烧……”这件事激发了王国维心中的愤怒，他本以为，在这种伤心的情境下，自己的知己罗振玉会对其进行安慰，而不是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在接下来安排长子的抚恤金上，他们的矛盾更是进一步激化。王国维为儿媳的将来做打算，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王家儿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丈夫的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但在每次写给罗振玉的书信中，他还是尽量做到语言委婉，深怕伤到了两人的感情，可是罗振玉每次回信的言辞却是愈加激烈，最后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信中说到：“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才之中，弟独重公之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固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遵从耳。”信中罗振玉以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而却把王国维比作杨朱，认为他自私自利，不图报恩，这就把双方的矛盾从家庭琐事上升到王国维一直很引以为重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上，自是王国维不能接受的。从此，两人三十年的友情，说是家庭琐事也好，说是政治走向也好，最终分道扬镳，不再有任何交流。
此时的王国维正是五十之年，在经历丧子和朋友绝交的双重打击之下，他虽然表面平静，但内心相信一定无比空虚无望。他选择了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来结束这种无望，虽然当时湖水不深，还不足够淹死人，但他一心想死，头部撞到了湖底，自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一颗学术上的巨星陨落了，也同时结束了他和罗振玉之间的种种恩恩怨怨。在王国维死后，罗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与悲痛，并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的灵魂。但他同样也做了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情，就是仿照王国维的笔记来上奏溥仪说王国维是看到清廷的境地才自杀的，这为后世研究王国维是不是遗老问题蒙上了一层面纱，后来，在溥仪的自述中澄清了这件事情，方才告一段落。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经历了几十年的共同进退，在其中，罗振玉给予了他很多物质上的无私援助，但王国维也是以替罗振玉工作换取的，就如罗振玉所讲：“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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