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东方大旅社破获共产党人的一个秘密集会，逮捕了包括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进而于2月7日将他们几乎全部处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的叛变造成了中共在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插的重要线人杨登瀛等人被捕，以及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和蔡和森的被害。


 

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局派驻上海的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3天后被杀。

7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罗绮园、杨匏安等被捕，杨于8月上旬被杀。

8月，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李超时被捕，并于9月19日被杀。

随着1931年一连串大破坏之后，中共中央众多干部已转去苏区根据地，留在上海的干部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张闻天等，于9月下旬组成临时中央，代行中央职务。虽然临时中央基本上都是一些生面孔，但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是很快找到侦破的线索。

从1931年底到1933年夏，国民党又接连捕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党团书记徐锡根等；苏区中央局委员余飞等；全总宣传部长黄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总党团书记卢福坦等；少共中央总书记胡均鹤、少共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朱爱华等；新任少共中央总书记王云程、组织部长孙际明、秘书长陈卓闻、发行部长范迅赤、交通科主任蒋平等；中共新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全总秘书长王其良、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中共中央秘书长杨天生、江苏省委委员赵林、苏华、李默农等；赤色互济会全国总会党团书记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负责人罗章龙等。

这一系列沉重打击，不仅使中共临时中央再难在上海立足，被迫退往江西中央苏区，而且随着李竹生、盛忠亮等两届上海中央局领导人相继被捕，和河北、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省委各机关一再被破坏，中共城市工作的基础几乎已不复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这一阶段所以能够对中共城市工作屡屡成功地施以打击和毁灭，除了其特务机构日益健全和扩大之外，其更多改取鼓励自首和发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凡肯自首者，不再轻易使用严刑拷打和杀戮的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据黄平回忆，当他被捕后在狱中遇到袁炳辉等人时，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非刑拷打，袁告诉他：“国民党的政策现在改了，只要你写篇自首书就行了，否则，就要处刑。”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第86页。

国民党最早开始使用这一手法，应当是从徐锡根和余飞开始的。徐、余两人于1932年底先后被要求发表自首宣言，并因此获得自由。紧接着，卢福坦、袁炳辉、胡均鹤、王云程、孙际民、黄平等前中共领导人，也都走上同样的道路。所有这些宣言，都重复着几乎同样的意思，即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办法，不适合中国；中国现在唯一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取得民族独立，特别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与此同时，这些宣言中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透露出自首者对中共这个时候党内斗争，尤其是对让初出茅庐的留苏学生执掌大权，“坐汽车，吃大菜，住洋房，穿漂亮衣服”，“使奴唤婢”现象的强烈不满。转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第308～391页。持续的大张旗鼓地将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自首宣言广而告之，自然产生了一些效果。

1932年10—11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接连破获共产党机关赤色互济会、上海区委、江苏省委、省军委、失业工人委员会和纺织工会等机构十几处，逮捕中共各相关负责人等60余人。结果是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批，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的破坏。《吴铁城致蒋委员长电》（1932年10月24日，11月4、5、10、27日，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1021384，21021375，21022527，21022630，21023020，21024904，21025584。

1933年1月31日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共青团中央机关，最后陆续捕获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云程、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孙际明、中央宣传部长秘书于桂生、中央秘书长陈卓文、中央交通科主任蔡平、中央文书科长刘永清、中央发行科长邱迅赤、湘鄂赣省委书记蓝乔、闽西少先队主任郑荣光等三十余人。《陈立夫致南昌蒋委员长电》（1933年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4734。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