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欧洲曾长期相互隔绝。随着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才开始逐渐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并一度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发出由衷的赞叹。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到１８世纪末期，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

　　欧洲曾对中国的一切推崇备至

　　在１７～１８世纪长达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则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因此，面对美好的中国图景时，整个欧洲都无比惊羡。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致于在１７６９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早在１６９７年，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就曾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１７５５年，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上演，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他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知识界开始借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１７５６年，在法国重农学派政治家魁奈的极力说服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祭奠土地的仪式。

　　欧洲知识界嘲笑中国文化

　　然而到１８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比如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暴政。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沃尔内也把中国政治概括为棍棒专制主义。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甚至描写道：“中国皇帝与官吏不时地采取措施，逼迫人民造反，然后从中获得血腥屠杀民众的权力。”

　　在这种氛围下，１８世纪末的法国还出现了一股批判讽刺伏尔泰“崇拜中国”的思潮。

　　１７７０年，有一个自称杜尔班的人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为《锡兰游记或哲学家游记》的书。该书嘲笑的对象是一位叫阿尔法·拉比尤斯的有“东方癖”的哲学家。作者声称，中国根本不配所有的阿尔法·拉比尤斯们给它制造的名声，“中国出过哪些艺术家？直到１７世纪，他们还是那套没有明暗对比的绘画，没有声部的音乐，没有布局的建筑”。

　　更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一向以客观公正著称的法国科学家们，也加入到诽谤中国的行列之中。１７９３年，著名化学家拉瓦锡曾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共教育的思考》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竟无视中国古代在指南针、印刷术、中国式代数、火药、火枪等方面辉煌的成就，认为中国的艺术与两千年前一模一样。

　　对中国认识的转变影响深远

　　是什么原因让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呢？近代许多学者认为，从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在欧洲社会流行的中国形象几乎完全是正面的，其原因就是一方面受传教士报道的影响，欧洲人力图着眼于中国文化中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抱着怀古之情，希望通过美化中国而获取进行社会变革的动力。但是从１８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挫折以及理性主义的崛起，耶稣会士以往对中国理想主义的报道受到了排挤，而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对中国宽容、羡慕、崇敬的态度同样受到了攻击，代之而起的则是越来越喧嚣的“欧洲文化优越论”和对中国的排斥诋毁。也正是从那时起，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已经与文明进步、与道德理性全都脱离了联系，只剩下暴虐、愚昧、落后、肮脏、危险与不可思议的印象。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认为，欧洲以外的世界没有文明与进步可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就曾认为中国是一个暴政国家，几千年来没有变化发展。基于这种认识，黑格尔将中国称作“永无变动的单一”，“无从影响”的国家。

　　在英国，１８世纪晚期的一些著作言论也对中国充满蔑视。著名作家笛福甚至在他的《鲁宾逊漂流记》里也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对中国事物几乎一概予以否定，说中国的建筑、制造业、贸易都无可观之处。从没有到过中国的笛福居然说北京是个建设得很糟糕的城市，房屋、街道、宫殿全不足道。这位善于想象的作家还凭空写道：“中国人的骄傲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有穷困才达到更高的程度……”

　　进入１９世纪后，随着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革命的拓展，欧洲人的自大感也发展到了极端，同时把中国当成一个落后黑暗的王国和欧洲的对立面。实际上，在此后两个世纪里，欧洲人都是在此基调上看待中国的。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游客，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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