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话,那只是富人的游戏,是祸害穷人的精神鸦片。
历来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乱世英雄”,民国时期的张伯驹、“文革”时期的马未都,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例。
1.亿民炒古玩,文物玩完
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人(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偏多;民间说此数据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以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在记者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典型案例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第七章相关内容)。
近30年,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笔者根据民间收藏数字保守推算。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被盗古墓20万座,民间普遍认为远远不止,考古工作者则强调“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
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博物馆(国营)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的馆藏。
时至今日,中国境内文物市场整体违法,占人口总数0.5%以上的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业欺诈罪(全国现有各类古玩市场3000多处,商铺近100万家,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人数约200万以上。
记者调查证实:绝大部分市场的经营项目除开赝品就是“三盗”文物,交易双方均触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假卖假者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跟我交谈时说:“亿民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况”实景。
2.谁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
2010年10月,在保利公司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一打乾隆三十年的撒金发笺纸以10.64万的高价成交;同年12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7幅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宣纸上拍,以11.82万元成交。
在此之前,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老纸交易已经活跃多年,记者在京津两地书画市场调查时发现,就连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生产的发霉宣纸都卖到了两三万块钱一刀,比较当年市价涨了近100倍之多。
那些清代留存下来的纸张更是身价千万倍,在一家店里,记者看中一张60厘米见方的乾隆冰纹笺纸,店主开价竟然高达10万元!记者调查发现:京津两地纸荒开始于2007年以后,老纸的行情突起与中国书画市场的跑火休戚相关。
一位行家朋友告诉我:现在大部分掏钱买老纸的人,都是为了制作高价位高仿国画,那些人在圈内被戏称为“国手”。为了一睹这些“国手”的庐山真面目,记者在朋友处要了一张生产于清代末期的宣纸,让琉璃厂熟悉的画贩带我找到一位天津画家。
此人的身份是大学美术专业教师,专长研究清代绘画。听我说要复制一张乾隆年间的名画,他笑道:“如果我没看错,您买的应该是道光年间的宣纸,画乾隆是不是……”我也觉得唐突,买纸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挑便宜点的买。
“要不,画一张吴昌硕的?乾隆的画用道光的纸那是明摆着造假,但后人用前人的纸张倒是可以的!”画家给我出主意。我答应了。接着,我顺势了解了一下仿古画的价格,那位年轻画家倒是个大方人,几乎是有问必答。
5天后,我单独去天津取画。当画家将画在台子上展开时,我不禁一阵心跳———那是一幅吴昌硕的《玉兰图》,几树梅花凌空出枝,水墨拙重、大美不雕,配上两体题字,上为狂草、下为大篆,笔力老辣、纵横恣肆。
“这画是您画的?”我不得不明知故问。他笑而未答,略显尴尬。“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实在忍不住。“随便问吧,没什么……”年轻画家扫视了我一眼,眼神散淡、心不在焉。
“这幅画看上去跟原作简直一模一样,您的画功这么好,为什么不去画原创呢?”其实我上次来就留意到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的画作,无论是构图还是写意都足以打动我。
他像是一怔,定定神看着我:“这样问话的就您一个……其实道理很简单。您来我这里,一定不是奔着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创的作品来的,对吗?”“对此,您……悲哀吗?”“早就麻木了,哀莫大于心死!”
3.这幅“名画”,拍出80万
年轻画家顺手抄起一把紫砂壶凑近唇边,我闻出来那里面装的不是茶,是酒。我黯然失声,后悔自己不应该触动这位年轻画家的心事,正打算起身告辞,他却激动地向我倾诉起来:
“我也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可是有什么用?若不是这两年干这种见不得人的脏活儿,别说买房子,我连老婆都讨不起!是啊,我比很多人都画得好,在美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作品就获过奖,受到教授们的一致好评。
可这一切管什么用?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艺术时代!‘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艺术家的价值只能由那些狗屁不懂的投资人砸钱认定。
没看见那些玩弄政治概念、文化噱头的人,可以因为几张类似于伤痕文学的标语口号式的肖像漫画,赚取西方人的喝彩,从而受到类似尤伦斯那种投资机构的炒作,最后在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连带西方人的政治观念一起实现出口转内销,天价卖给那些杀他三遍也找不出一个艺术细胞的中国富豪!
别说这个,就连那些附庸风雅的贪官污吏,为人题写几个破字也比我的画值钱多了!这就是现实,对吧?残酷的现实!‘你画一千刀宣纸,不如为我们娘儿俩挣一刀人民币!’———我老婆的至理名言!与其砸钱去办展览、买评论,我还不如直接出卖灵魂来得爽快!你要的这种画,我三天画两张!”
此人尽管已然失去艺术家的灵魂,但却保留了艺术家的个性。三言两语,就把当下书画市场的那点事儿披露、点评得淋漓尽致。临走,按照事前约定,我付给画家4000元辛苦费。连同事先买纸、事后装裱,买这幅吴昌硕的“名画”我一共花了不到两万块钱。
此外我还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幅画家自己的作品:《闹市》———那是一段只见人影不见人群的街市,构图和色彩极富现代感,主题富于哲理性,笔道干练,像是画家在酒后的即兴之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信息量的优秀作品,由于画家缺乏市场炒作能力而不得不将其挂在自家的客厅里孤芳自赏,原创者不得不依靠复制别人的书画赚钱养活妻儿老小。这,也许正是当代许多本可以名垂青史的艺术家的共同宿命!
有趣的是,我买回的那幅吴昌硕的“名画”,竟然得到不少圈内人的盛赞,古玩城一位画商用一只宋代磁州窑梅瓶与我交换。半年后,我发现这幅画竟然在外地一家拍卖公司亮相,并以80多万元不尴不尬的价格成交。
4.要啥有啥,造假无所不能
为了进一步求证书画市场的乱象是否普遍存在,记者结束了对京津两地的暗访后,接着又亲临陕西进行考察。
在西安“书院门”,我选定了一家专卖国画的门店,向店主索购“鬼手”制作的名画。店主说:“我店里有很多货真价实的二三线画家的作品,都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您为什么去买假画呢?”
我给店主递过名片,那是我做暗访时常用的身份———北京某文化公司艺术品经纪人。店主看后考虑了一下,问我:“您要谁的画?”“石鲁。”对此我早有准备。
一是因为石鲁长期居住西安,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有地方特色;二是几年前一起“石鲁假画案”闹得沸沸扬扬,无形中提升了石鲁画作的知名度。“石鲁的画多,您要哪种样式的?”看起来店主已经解除了对我这个外来人的戒备。
“我要可以拿去上拍的那种!”我说。店主闻言笑笑:“现在我们做的高仿,只要您有门路,都可以拿去上拍!高仿画还要分几种档次,价格不一样!第一种是旧装潢贴新画,就是南方人常说的‘真棺材假死佬’;
第二种是‘两张皮’,将原画芯一分为二剖作两张,上面一张是底下的两倍价格;第三种是老纸新画,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不管是哪一种画,都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鉴定证书或者原作的真实著录,不过得根据情况另加成本费!”
出于价格考虑,我最终选定了第三种做法。随即,店主拿出一本石鲁的画册供我挑选,我选取了一张《红柿图》和一张上世纪的宣纸,提出要亲眼看着他画,免得给我调换了纸张。
店主倒是痛快地答应了,然后把我带到离此不远的一处画坊,里面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正在绘画。“我帮您挑一位功底最扎实的美院研究生!”看来这个画坊也是店主的领地,他从里屋找出一位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你先把这张石鲁的《红柿图》拿去做喷绘!”
小伙子走后,店主对我说:“这张宣纸您自己带上,等喷绘做好后拿来交给他描图,渲色我会交给另外一位画家去做,他跟我干了三年,画的东西还没露过怯!”
我问店主来这里订货的人多不多,他回答说:“这两年越来越多,大部分是买去送礼办事用,真正拿去拍卖公司上拍的很少,去年有一单,用的是‘头层皮’带著录!”“有没有拍出去?”我问。
“不知道,这些事人家不会告诉我们。但是前不久那位买主又来我这里新订了两张画……”店主不无得意地说。
通观近几年中国的假画市场,依托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资源,已经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市场风格。北京书画市场上的赝品最多、品种最全、价格最便宜,天津假画作坊最多,苏州制作假画历史最早、技法最老;西安制作假画的“鬼手”最多。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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