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他的《革命军》翻印二十几版印数超过百万;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念他“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1912年3月29日下令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鲁迅先生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壹
被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邹容(1885年-1905年),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出身于商业资本家家庭。他在四川生活的16年,正是中国社会在列强侵略下发生急剧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国难出英雄的时代。
邹容自幼好学,“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当时的旧式书院教授了一首《神童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邹容却将此诗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都是读书人。”
邹容十分敬仰为维新事业献身的谭嗣同,写下《题谭嗣同遗像》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决心赴日求学,重新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01年7月,邹容前往成都参加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考试,顺利通过考试,但官府得知他在巴县离经叛道的言行,便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邹容要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又遭到舅舅等人的坚决反对。
贰
剪掉监督姚文甫的辫子
1901年秋,在一些师友的帮助下,他离别故乡,到上海补习日语,为自费留学做准备。次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一面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自称“录达人名家言印子脑中”;一方面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和革命活动。
1903年1月29日(正月初一),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邹容登台演说,“大倡排满主义”。这次演说是邹容公开宣布自己革命主张的起点,也是他直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标志。
邹容反清的另一大胆行为是,1903年3月愤而将压迫学生的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剪掉,悬于梁上。这件事轰动了东京留学界。清政府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要求日本外务省捉拿邹容。于是,邹容被迫离开日本回国。
在日本留学的这一年,是邹容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年,他以爱国者去,以革命家归。归国时,行李箱已放着《革命军》的底稿。
4月,邹容到达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章士钊等革命志士,此时,“拒俄运动”正在上海兴起,邹容立刻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叁
因“苏报案”自求入狱
在上海张园举行的集会上,邹容“滔滔辩论,旁若无人,海内渐闻邹容之名矣。”
邹容还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目的在于使“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清政府竟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横施镇压,密令各地“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邹容深切地感到要爱国必革命,要救亡必反清,于是最后完成了《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决心“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章太炎为之作序,称为“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经费,交上海大同书局付印。
1903年5月,《革命军》正式出版,这是最早出版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清政府极度恐慌,惊呼:“此书逆乱,从古所无。”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当年6月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将章太炎逮捕。
邹容愤然独自行至租界监狱,自报其名,要求入狱。英巡捕见其年少,以为精神病者,喝令走开。邹容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遂被关进了租界监狱。
肆
惨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
法庭上,邹容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自比法国卢梭”;在监狱中,他与章太炎赋诗言志,视死如归。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诗:“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旧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1905年4月3日,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邹容惨死于狱中,年仅20岁。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
柳亚子先生曾写下《哭邹威丹烈士》一诗曰:“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
这位年青的革命家留下的《革命军》,近两万字,共7章。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气势,宣传“反清革命”这个主题。《革命军》将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伍
提出具体的
共和国方案
《革命军》开宗明义就宣布要“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从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等方面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批判。
邹容自称“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
推翻清王朝,诛杀满洲皇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全国男女皆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国民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
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的责任在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推翻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建立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革命军》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陆
《革命军》
印数超过百万
《革命军·自序》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清王朝的严禁之下,《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第一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很快销售一空。
后来,又改名为《图存篇》(新加坡)、《革命先锋》(香港)、《救世真言》(上海)等,纷纷翻印。在上海的外国人也“争翻译为东西文,传布其国,并揭容像于新闻杂志以揄扬之,且谓支那亦未始无人也”。
据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了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
吴玉章回忆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章士钊在1903年6月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说:“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之状。呜呼!此诫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柒
千言万语,
抵不过《革命军》
《革命军》一出版,孙中山就携带此书前往檀香山,并将革命党改称“革命军”。他说:“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功也。今岁来檀时携有一书,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次年,孙中山在旧金山致公堂和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刊印《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10月孙中山又给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寄去《革命军》样本,嘱咐:“从速印之,分派各地,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更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赐恤崇祀”。
黄兴也曾“以携带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武昌起义前,《革命军》在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
鲁迅在《坟·杂忆》中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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