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１９５３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正当全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同在中央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分歧，并引发了一场影响共和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争论。这就是１９５６初至１９５８年上半年、围绕着对１９５６年经济工作的估计、１９５７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的制定而发生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自然而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的漩涡之中，并一度失去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陈云在反冒进中
扮演主力的角色

    早在１９５５年，在经济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并开始蔓延。这年７月，毛泽东觉得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批评一批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像“小脚女人”。随后，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到了经济工作的其他领域。他认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因此，他对国务院各部关于编制１５年（１９５３－１９６７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不满意，认为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对１９５５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也不满意，认为指标低了，投资少了，速度慢了。
    在这种形势下，各部门纷纷修改了１９６７年的远景指标，把原定１５年的计划提前在５年内完成。于是，１９５６年初，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
    随着１９５６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各个方面的紧张形势开始显现出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以其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是头脑发热的表现。他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陈云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于是，从１９５６年初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陈云和周恩来等人在组织生产建设、编制１９５７年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过程中，积极展开了反冒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陈云至始至终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比较完整的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反对并防止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错误。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０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作了申辩。他说：“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力了，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
    ３月６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主持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了７个亿，由原来的１２５亿削到１１８亿，削减６％。
    在陈云、周恩来的坚持下，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７月上旬，国务院连续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草案。８月份，周恩来、陈云又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审议国家计委根据７月会议精神新编的方案，在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后敲定，１９６２年粮、棉、钢三个指标分别为５０００亿元、４８００万担、１０５０－１２００万吨。当周恩来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发现粮、棉指标作了增加，立即把数字又改了回来，发现粮、棉指标作了增加，立即把数字又改了回来，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
    当时，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比较浓的，因此，关于１９５７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争论很大。
    为此，１２月２７日，陈云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减少１９５７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指出：“首先考虑民生，基本建设就不至于摆得过大。现在马跑得太快，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我们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能出乱子。”“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要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
    他还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二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被别人说成是机会主义，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抑制急躁冒进情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陈云并未就此止步，他考虑得比较长远，力求找到一个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防止冒进、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办法。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陈云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这个小组负责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此后，他更加积极贯彻反冒进的方针，并将自己已经考虑成熟的一整套办法公开提了出来。
    １月８日至１０日，毛泽东连续几 个晚上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１９５６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发了言，一致认为１９５６年经济建设上“冒”了。陈云还在发言中，着重谈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问题。
    几天后，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将他那篇在小范围会议上的发言作了充实，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陈云这篇讲话中提出思想，后来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为“国力论”，与当时不顾客观比例关系、急于求成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于反了冒进，１９５７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较为协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后来，薄一波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对反冒进有个评价，说它是以“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毛泽东“反冒进”
主要是针对陈云

    然而，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等人开展的反冒进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早在毛泽东收到刘少奇送来的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清样稿时，他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已经微露不满。在后来反“反冒进”的时候，他对这篇社论更是进行了猛烈批评，说此文是“庸俗的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是“尖锐地针对我”。
    本来，毛泽东准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问题。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次会议却开成了一次全面性的以冒进的会议，使反冒进到了“高峰”。于是，他在小组会上谈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用他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妥协方案，是想用来挡“水”，挡一挡反冒进之水。他还在闭幕会上讲话中，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在这里，毛泽东把反冒进与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相联系，无疑使反冒进的性质严重起来了。
    由于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苏共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克制态度。但是，随着波匈事件的过去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基本结束，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来。他意识到，要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于建设速度问题的认识，使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就必须开展彻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的斗争。
   于是，毛泽东开始进行反击，对陈云、周恩来等人开展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仅在报纸上批，更多的是在会议上批。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不点名批评“反冒进”，是在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专门打电话回来，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１２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第一次公开向全党全国批评反冒进。这也是毛泽东第三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进入１９５８年，毛泽东逐渐加大了批评反冒进的力度，调子升得越来越高，既对事也对人，在一系列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周恩来、陈云。
    １月３日至４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借谈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二五”计划的修改问题，对两年来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南宁会议召开。会议原定的主题是读者讨论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但结果却开成了批评反冒进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说反冒进使６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逐步将反“反冒进”推向高潮。
    针对保持综合平衡以防止冒进的理论，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他的哲学观点：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应当搞积极的平衡。与会代表心知肚明，一听就知道这一大段哲学话语是针对陈云的，因为综合平衡正是陈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的观点。甚至有人落井下石，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就公开声明：“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就是陈云。”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多次批评反冒进，语调十分尖锐：“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话一出，使得南宁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在座的人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语调，到底是批评谁？刘少奇出来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１月１７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在和谭震林、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拍着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总的说来，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因为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但他也看到，只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还不足以把反冒进的空气改变过来，进而转为“大跃进”的空气。况且，在反冒进中充当主力角色的陈云因病没有参加杭州、南宁会议，有必要再召开几次不同规模的会议，当面批一批陈云。
    ２月１３日至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５０米远”。
    ３月８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虽然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在４月召开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把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５月５日至２３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武断地认为１９５６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经济发展的“马鞍形”。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与陈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陈云一度失去经济工作发言权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杭州、南宁会议，陈云因病未能参加。几次会议精神，都是听传达。事后，陈云完全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得这么尖锐。他深深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１９５８年２月上旬，他在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结束了休养，逐步恢复工作。受到严厉批评后的陈云感到压力很大，被迫多次在批评反冒进的会上作检讨。
    陈云参加的第一个批评反冒进的会议是２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身感受到了会议空气的凝重。１８日，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他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经济工作的设计是分散主义“错误”。
    在陈云检讨的时候，毛泽东还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他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３月２１日晚，在成都会议的大组会上，陈云又一次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党的历史上曾一度出现过的那种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的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在这种氛围下，陈云、周恩来等人只好再次作检讨。
    为了争取过关，检讨前陈云还专门打电话与周恩来交流了想法。应该说，陈云就反冒进所作的检讨是“违心”的，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反冒进是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左”的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和周恩来等人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党内的民主生活也不大正常。为了维护大局，他们只好相忍为党，不能对毛泽东反“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陈云等人检讨以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八大二次会议的反“反冒进”，为进一步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此后一段时间，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地位在事实上被取消，并一度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毛泽东亲自执掌经济工作大权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追求高速度、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运动。
    虽然毛泽东领导的反“反冒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实践证明，陈云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初反对冒进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关于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也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正是因为听不进陈云等人的意见，在１９５８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后，还曾多次在王任重、李锐等人面前称陈云是国乱时的“良将”，说“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并几次恳请陈云出来收拾“大跃进”的“残局”。对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这是毛泽东在婉转地为陈云在反“反冒进”中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