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 张爱玲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二O一O年十二月

　　在一九四六的“春运”期间，有一个著名的女人从上海出发，经长途跋涉，千里寻夫，去温州看望胡兰成。

　　那一路的风霜尘土，现在看来多么寒冷落魄，然而，在她这里却是饱满着欢喜。看到河流，她便会想着那是胡兰成也曾看过的地方，看到饭馆，也便会停下来买些吃的，边吃边想，这也是胡兰成停歇过的地方，甚至看到旅馆旧楼梯的雕刻都会凭空生出些爱怜，觉得那楼梯拐角处随意摆放的菩萨模样也善良好看。

　　《异乡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日记。

　　“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这是六十年前的一个当兵的逃票的情形。

　　虽然是千里寻夫，但是在杭州，张爱玲还是随朋友游了一下西湖，六十年前的西湖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船划到平湖秋月———或者是三潭印月———看上去仿佛是新铲出来的一个土坡子，可能是兆丰公园里割下来的一斜条土地。上面一排排生长着小小的树，一律都向水边歪著。正中一座似庙非庙的房屋，朱红柱子。船靠了岸，闵先生他们立刻隐没在朱红柱子的回廊里，我站在渡头上，简直觉得我们普天之下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
西湖千年来都是小资产阶级女人喜欢的地方，然而，因为一个人的形单影只，风景便也显得无趣起来。比起停留，只要是在路上的时光，张爱玲记录得便有些欢快了。哪怕是又苦又饿又冷又累，她也不会忘记提醒自己：马上要见到胡兰成了。

　　在半路上，借宿在一户人家那里，看人家全家都忙活着做年糕吃，主人家的女人和张爱玲聊天，人家打听张爱玲的个人史，照例是不能告诉别人实情的。张爱玲自己是准备好了一个故事的：“我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女人，上X城去探亲去的。”在这个故事里，张爱玲的年纪要说得大一些，这样符合编排故事的人物身份。可是，当人家问张爱玲年纪的时候，她还是不愿意说原来就商量好的年龄———三十岁，而是耍小聪明地答复对方说，二十九岁。人家便夸她长得年轻，看不出有二十九岁了，张爱玲呢，“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这部《异乡记》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手稿，全部的字数不过三万字。然而，这三万字，却勾勒出四十年代中期的江浙一带的社会风情，除了夹杂着张爱玲寻夫的小心思之外，我更多地了解到了一个旧年代旅行的见闻：短距离的火车座位票价格要六百元，一个荷包鸡蛋价格二百元，一碗肉丝汤面一百八，厚道老实地卖黑芝麻糖的老人，给孩子买描花小灯笼的轿夫……

　　最好玩的是，这部《异乡记》竟然拿出整整一个小节来描写“杀猪的过程”。还有一个小节呢，完整地用描写了一个“四十年代中期的婚礼”，大抵竟然有些现代化了，有证婚人入席，主婚人入席。所以这些，都是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写作范例。

　　一路上尘土飞扬，也没有覆住张爱玲的喜悦，见到胡兰成，她兴奋极了，说出的话戏词一样经得传唱：“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然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胡兰成窘迫而粗气地叫嚣：“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事情的经过我们多是知道的，胡兰成背了信，弃了义。他是一个抵抗寂寞能力很弱的人，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找个女人取暖。结局自然是张爱玲一个人孤独地离开，那年张爱玲二十四岁，刚刚好的年纪，却从此以后总会在文字里植下一个又一个苍凉的手势，想来也必和这一年的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