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他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美誉。刘伯承还是军中少见的老知识分子、老学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 90万字的翻译作品。他较早就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 931年就利用业余时间，以“林植木”为笔名，翻译了《苏军步兵条令》，将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建国初他就主动请缨筹备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事院校，为自己一手创办的军事学院倾注了极大心血。
“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刘伯承告诉孩子们，在渡江战役前夕，面对长江，他常常默默吟诵古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诗句。那时候，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正在孕育他们的又一个新生命，刘伯承后来为这个最小的女儿起名“雁翎”，以此铭记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时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长江一战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之战，而长江不会再成为天险。若干年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号称有三次‘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向百万军队发出了准备渡江的号令，从马垱到贵池，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线展开。由刘、邓率第二野战军的3个兵团，作为主力从正面突破；陈毅率三野为左翼，林彪部队为右翼，转隶于刘伯承指挥。4月21日渡江一开始，
二野从正面突破后，敌人防线已彻底崩溃，两翼也顺利通过，“势不可挡”一词在此时有了最生动的解读。刘伯承的子女向本刊记者回忆父亲当年的叙述：最快的l 5分钟，最慢的也不过是30分钟，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只剩65万军队，而且士气尽失。虽然在长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线，但在刘伯承看来，那只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从发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间经历了3个月准备期。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在后来学习军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父亲的战术其实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我们在长江这一边，敌人在那边，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对方会高度紧张，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们，最后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他也是在寻找最佳的政治时机发动进攻。无论刘解先、刘弥群(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还是刘蒙，提到父亲都充满自豪之情，这不仅出于对父亲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其实也是同为军人的他们，对另一位军人超越时空的敬意。
解放南京以后，苏联向中共方面提出：突破长江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载入史册。苏联人找到刘伯承商量，让他指挥军队重来一次，刘伯承最初不同意，最终作为政治任务派下来，让他重演了一遍。刘伯承的子女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纪录片《渡
江一日》并非真实的历史现场。
1949年7月，刘伯承率第二野战军挥戈西去，指挥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役，离开了第一任南京市长与军管会主任的岗位。但他从此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1951年起，刘伯承又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在此定居7年之久，刘蒙就是在南京出生的。刘伯承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洒在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内。
“孙子要求带兵打仗者‘智、信、仁、勇、严’”
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在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将”的美誉。刘伯承很早就与杨阁公与吴玉章一起研究共产主义，1926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从而脱离旧军阀，成为一名革命者。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刘伯承也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意志力。1916年，刘伯承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丰都战斗中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当时缺医少药，又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感染化脓，危及生命。刘伯承在地方好友帮助下才秘密潜入城中，找到德国著名医生威廉?阿曼做手术。
“那时候的麻醉药副作用相当大，可是父亲作为部队指挥必须保存好脑子，所以他坚决拒绝麻醉。”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医生为他清除眼眶内的腐肉，刘伯承双手紧紧捏住手术台的木角，咬紧牙关整整坚持了3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德国医生问：“疼得厉害吧?”他忍住剧痛还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德国医生连连感慨：“佩服，佩服!”
刘伯承一生负伤11次，其中重伤9次，这也许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的戎马一生最诚实的记录者。刘蒙说，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刘伯承和蔼慈祥，但在刘弥群、刘蒙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在朱德眼里，刘伯承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挺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前面淮河挡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派参谋前去探查。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回来报告说：“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批评他：“你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找了一个小阀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刘当即判断：可以过河。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士兵们趟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转移到河对岸。也算天意，当追兵赶到，河水已经涨得老高。“表面看这些含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他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刘弥群告诉我。
刘蒙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下令把包括马车在内的辎重都甩掉，轻装行军。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一问，是作战科长的。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作战科东西多，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刘伯承大怒：“来人，把他绑起来!”于是这位科长被五花大绑，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部队里最讲究‘信’，军令如山倒，这一点上，父亲要求得很严。”
刘弥群很直率地说，她对一些影视作品里塑造的刘伯承形象颇有意见：“如果都像他们刻画的那样，像老妈妈一样，哪能带兵打仗?”她说，父亲骂人也骂得很厉害，遇到打败仗的手下，他批评人家“是娘儿们”，毫不留情。“有一次军事演习时他想用飞机不被允许，他说：你是慈禧太后，这个国家都是你的?!”
古代兵书对将者提出“冬不服裘，雨不张盖”的要求。1937年129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时，刘伯承统率的部队不过万人，天下着大雨，他“雨不张盖”。12年后，1949年7月7日，南京举行阅兵仪式，又是下雨，这时他统率的部队已达几十万人，仍旧雨不张盖。第二天的南京《新华日报》对阅兵典礼的报道，有这样一段：“天正下着雨，而刘司令员却几次拒绝了警卫人员送上去的雨衣。他淋着雨，注视着从台下经过的战士的行列。队伍行进得很
缓慢，刘司令员这时向李达参谋长说：‘步伐还可以加速一些，战士们都没有带雨具。”’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当天又下起大雨，有人合不得刚发的新礼服，于是向刘伯承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刘伯承回答：“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结果仪式当天，他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拒绝雨伞，陪同外宾前来的陈毅见此情景也拒绝了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一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二野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先进城后，才带二野部队随后进城。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组织性强”似乎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但这恰恰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特点。“有一些文章说，父亲当年提出‘非邓小平来当政委不可’，又说他留遗嘱指定要邓小平主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父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无论刘弥群还是刘蒙都觉得，这些传言既是对父亲的不了解，也更是对那一代革命者精神境界的不了解。
“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
l 892年，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一贫苦家庭，虽家境贫寒，但刘伯承的父母仍举债供他读书。12岁那年，刘伯承参加乡村的科举考试并中了秀才，最终因为被别人举报其家世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场。此事从一个侧面证明刘伯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刘伯承年轻时就爱读书，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1921年因战斗负伤而休养，他后来告诉儿子刘蒙，那段期间自己“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典籍。刘蒙说，后来他在重庆图书馆还看到了父亲当年读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点评，“其中不少特别独到的视角”，让他深感触动。茅盾先生曾在回忆录里提到，解放初期，他有一次与刘伯承同桌吃饭时聊起“二十四史”，刘伯承的见解让茅盾也深感钦佩，他感慨“刘伯承是真正读书的干部!”他当即表示，送刘伯承一套当时很难买到的精藏本“二十四史”。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那个拗口的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
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刘伯承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35岁的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刘蒙说，父亲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是一窍不通，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无异于天书。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刘弥群说。在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告诉刘蒙，那段时间，刘伯承几乎每天都要学到早晨两三点钟，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寝之后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他的头说，该睡觉了。
俄文颤音很难发音，中国学生戏称“打嘟噜”。刘伯承打这个“嘟噜”舌头就是不听使唤，于是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上大声“打嘟噜”。在莫斯科冬天哈气成冰的早晨，刘伯承硬是把“嘟噜”给打出来了。
那时的苏联实行供给制，刘伯承是中共将军的身份去学习的，享受的待遇高出普通学员。他找到学校打扫卫生的一位女工：“你陪我聊天，我可以把用不了的供应券给你。”于是他的口语提高得非常快，半年后已经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了。老师惊讶地问：“你是不是讨了个俄国老婆?”刘蒙说，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官员屈武，屈武倒是真的娶了一位俄国老婆，但俄语差远了。半年后，由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亲自写推荐信，刘伯承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
刘伯承后来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位苏联顾问，苏联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他用俄语重点阐述了他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苏联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品头论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著作等身，令人敬佩。
“这老人家可好，老元帅像个老学者。”9l岁的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一提刘伯承，便连连向我赞叹。1946年冬天，时为《新华日报》记者的李普第一次采访了刘伯承，此后，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他性格很鲜明的一点是很诚恳，不‘打太极拳’，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算了。”在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司令员面前，20岁出头的李普并没感觉到有什么拘束和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
李普还记得，刘伯承显然对他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有一次他还问李普带什么书来了，李普回答说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刘伯承兴致勃勃地借走了。李普的观察是：“小平不怎么读书，但是知识很丰富。从某种角度说，也可以说是人家带着他读书——他很聪明，能在跟别人的谈话中获取营养。”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向李普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李普后来深深悟到，对于这位老前辈，再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在刘、邓部队里，李普也充分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信任和尊重。每次李普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刘伯承审，他看罢一个字不改，直接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也特别大气，要么不行，要么通过，他从来不改文章，刘帅也不改。”
李普以前对刘伯承并不了解，了解后，他发现，刘伯承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化精通，而且对“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大战”，其熟稔程度令他吃惊。有一次李普对邓小平说：“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小平立即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道：“大知识分子哟!”——李普模仿小平的四川话，兴致勃勃地学起来。
在李普眼中，那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亲密无间，合作得很好”。在刘、邓部队中，如果有命令传下，大家往往说，这是“刘邓”的意见，并不区分是刘还是邓。“其实他们负担的任务不一样，但在下面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人。”在李普的观察中，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像他们这样合作得很好的不多”。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司令员似乎更严厉、更粗放，而政治委员则更细致、更严谨，但在李普眼中，他们两个恰恰相反。“刘伯承很细致，很谨慎，而邓小平话不多，显得更厉害些。”解放后，随着各自岗位的变化，李普在南京和北京再很少有机会见到刘帅。“我也是采访完了就算了，没有一直追踪他，这是我作为记者很后悔的一件事。”91岁的李普沉默良久，缓缓地说。
刘伯承的机智，也是后来很多人在回忆中提及的一点。在进军大西南的行军途中，邓小平的大儿子要求父亲给他起个名字，因为到了西南就该上学了。邓小平让小名“胖胖”的儿子找刘伯承帮助起，刘伯承说，胖，朴方，朴实方正，于是有了邓朴方的名字。当年李德在中国时由组织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萧月华，婚礼由刘伯承主持。婚礼上，李德说，自己来中国工作，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注：李德是音译名)。刘伯承反应很快，马上说：“你娶了萧月华，就叫‘华夫’吧!”李德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以这个名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几十年后，萧月华老人跟刘蒙提及此事，还乐不可支。
“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也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赞誉。在曾经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那里，他也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蒋介石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白崇禧则称他为“共军第一号悍匪”，深受刘伯承之苦的国民党第119旅旅长刘广信这样自嘲又沮丧地说：“与其说我们是受顾祝同、白崇禧指挥，不如说是受刘伯承指挥。”而刘伯承率领的129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1938年，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战役”，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形容为“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刘弥群说，父亲一向对情报工作非常在意，“很注意抓‘舌头”’。当年与日本人交战时，刘伯承特别注意从日军留下的物品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一次反扫荡，手下一个参谋去厕所时看到了日本人用过的大便纸，拿过来一看，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写了几个地名，还写了“29”这个数字。刘伯承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认真分析纸上信息，判断敌人可能在29日对纸上写的几个地方进行合围，便命令该地区部队撤离。果然日军在29日进行了扫荡，结果一无所获。
“作战情报非常重要，没有情报没法作战，对情报的敏感程度，也是考验一个指挥员智谋的关键。”后来也从事情报工作的刘蒙对父亲一直很敬佩。1942年的某一天，抗联来了一个朝鲜族同志，来八路军指挥部和大家合影，很热闹了一阵。几天后，有人报告：这位同志突然失踪。刘伯承得知后，又结合其他信息，马上给左权打电话：“我判定，他的失踪意味着日本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他预感到，这是日本人为扫荡后要认领高级指挥员做准备。有人认为刘伯承太过敏感而不以为然，但刘伯承找到专门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部的陈锡联，找好了撤退的羊肠小道。后来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
而在长征途中，刘伯承带领部队过五关斩六将，留下过无数传奇与佳话，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与智谋。这些故事已被演绎过无数，但在刘蒙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又增加了许多鲜活的内容。
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故事。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刘伯承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当地情况，随即决定将突破口放在做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工作。
在当地被排挤的小叶丹对这支队伍也比较积极，他马上派自己的叔叔来与刘伯承部队见面，“父亲特地挑选一些高大的士兵，穿上最好的军装，佩戴最好的武器”。小叶丹的叔叔来了一看，对这支部队充满好奇，再一看司令员，谈吐不凡，当即就要求刘伯承跟他上山见小叶丹。刘伯承一口就答应下来，其实在当时还是有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小叶丹见了他就要结盟，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就让警卫员从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在彝海里舀水，以水代酒，然后歃血为盟。通过彝区时，刘伯承与聂荣臻再三叮嘱：“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开枪!”一个工兵连在前面开路，不料没走多远，工兵连的人一个个光着屁股跑了回来。原来他们被彝人缴了枪械、夺了工具，还剥光了衣服。这些士兵严格遵守命令，坚决未发一枪。
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刘伯承的敌手，正期盼这幕历史剧再次上演。
当时安顺场的守敌并不多，刘伯承最初的计划是想趁敌人不备、偷渡过江，所以做出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取得联系，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后来向刘蒙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有船，我就有办法……”
刘伯承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交代了3个任务：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迅速找到船只；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很巧的是，当天晚上，。国民党一个司务长要了一条船到对岸找他的相好，孙继先当即把他捕了。但是船漂到下游，孙继先下去找，左推右推半天推不回来。眼看着天亮了，心急如焚的刘伯承问手下：“孙继先哪去了?这个家伙还不回来，硬是把偷渡改成强渡了!”——后来成为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孙继先告诉刘蒙，当他赶回部队时，还以为刘伯承要把他一枪毙了!
这种情势下，只能“强渡”，守卫的川军已经发现了他们。当时第一船强渡的战士被敌人火力强压在滩头上，岌岌可危，而这一边只剩下3发迫击炮弹。刘伯承让孙继先找来有“炮神”之称的赵章成——出身于西北军的赵章成打炮极准，但即便加入共产党后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这个祷告习惯。“父亲告诉孙继先：你拿把刀站在他后面，说炮打不准就要杀头。其实当然是不会真杀他的。”刘蒙说。
关键时刻，赵章成果然炮无虚发，用了仅剩下的3发炮弹，端掉了敌人的3个机枪火力点。这3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慑，他们并不知红军只有3发炮弹。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溃了。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
“军队由游击队转为国防军，必须要对军队实现正规化管理”
抗战初期的某一天，刘伯承接到一封鸡毛信，拆开一看，只见信纸上画着一个大圆圈，圆圈里画了一个人和一把大刀。刘伯承看后迷惑了很长时间才悟出：原来是一个支队被敌人围困了，支队长写信求援，但又不会写“围困”二字，险些误了大事——129师前身是红四方面军，作战勇敢，但普遍文化素质比较低，刘伯承经常以此为例告诫大家：“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当时共产党所率领的军事力量文化水平的一个真实反映，所以，如何加强军队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促进正规化建设，是刘伯承长年思考的问题。
从苏联回来后，刘伯承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1931年，身为军委总参谋长的他利用业余时间，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
红军的基础是游击队，但是光靠“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是发展不起来的。这句形象的比喻竟成为刘伯承日后被批的一个靶子。刘伯承说，“随着红军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对后来的红军、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我们现在沿用的很多军事术语都是由刘伯承翻译的。当时部队开始合成，一个旅有步兵、骑兵还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地袭击，也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
另一方面，对旧军队阶层分明的一些恶劣习气深感厌恶的刘伯承，又煞费苦心地纠正了许多沿袭下来不平等的称呼，比如将“伙夫”改成“炊事员”，“马夫”改成“饲养员”，“护兵”改成“勤务员”，又把“军官”改为“指挥员”、在“司令”后加上“司令员”，这些新称呼也一直传用到今天。
1950年，当刘伯承闻知中央有意打造一个军事院校时，主动提出让聂荣臻接任他的总参谋长一职，自己来筹建这所军事学校。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他决定把南京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原国防部旧址作为南京军事学院院址。195 1年1月，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筹备，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出任院长。由此，他也成为最早离开政治中心的军事领袖之一。
“父亲提出，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军队的身份已由游击队转为国防军，所以必须要对军队实行正规化管理。”刘蒙说。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刘伯承对军队提出了三化：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这个想法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刘伯承对自己一手创办的军事学院倾注了极大心血。战役系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是战役法，此前军中根本没一本正式教材，刘伯承于是亲自动手撰写。“为了准备讲课内容，他七天七夜一步没离开过办公室，准备讲课内容，这在军事学校传为佳话。”刘蒙说，有一次办公室电线失火，父亲竟全然不知；有时候夜里睡着睡着，他会突然披衣起床，打开台灯批改教案。除此之外，为了让大家坦诚地交流意见，刘伯承每周以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
刘伯承虽然一眼失明，但是他靠着放大镜，亲自审读那些大量的外国军事译著和自编教材。刘蒙说，前几年每季度刘伯承都要交给毛泽东一份报告，这个报告都是刘伯承亲笔写的，既是对最高领导人的尊重，也是其工作认真之反映。
在当时的军队中，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文化程度不高，二没经验。刘伯承请来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学员或苏联教员讲课，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也参照苏联的教学体系，学校也设有苏联军事顾问，这在日后成了刘伯承的“罪状”。
南京军事学院实行的是6小时操课制，这也让很多人不习惯。“打惯了游击战的人，坐在教室里学习不习惯。有些将军带着秘书来上课，父亲把秘书轰走，他说：‘将来是秘书指挥作战，还是你指挥?”’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军队的各级干部，其中不乏战功赫赫之人，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但刘伯承还是硬顶了下来。
“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从1951年到1956年的5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先后成立了12个系，教学内容不仅涵盖陆海空三军，还包括军事、战史和政治，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军事学府。在军事学院最重要的战役系里，57个上将中有56位都在战役系里学习过。
但刘伯承没有料到，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成长过程中，各种意见甚至告状信也一直没断过。有些学员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人贴大字报，说3名中将学员读书时嘴都念歪了——刘弥群说，被点名“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实际上对父亲非常崇拜，萧文玖一再表态，是自己睡觉时没关好窗，受风导致的面部神经麻痹，和刘伯承无关。也有人对请原国民党军队将领或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不解，“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没打过仗的教打过仗的”。
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当时，父亲的思想压力非常大。”刘弥群回忆。虽然这时候他因病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配合“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j刘伯承到上海看牙，他刚离开，中央工作组就来到军事学院，要求大家提意见。头几天一直没什么结果，经过几天的工作后，工作组最后定性：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的工作，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而错就错在教条主义上。
在刘伯承回南京前几天，工作组离开军事学院。“父亲对发生了什么一点也不知情”，回到南京后才得到通知，军事学院召开党委会。去了以后，大家鸦雀无声，沉默良久，有人告知工作小组的结论，刘伯承急火攻心诱发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而正常人是17。
不久，刘伯承接到通知，要求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主要议题是批判教条主义。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做检讨表个态就行了。”但是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请”刘伯承开会，直到这时，刘伯承才知道反教条主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
当时只有6岁的刘蒙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北京。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刘伯承一夜未眠，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我们坐在火车包车上，妈妈陪着爸爸坐在前面的车厢里，我在后面的一节。我过去看爸爸时，因为眼压高导致剧烈头痛，爸爸一直躺在病床上没法坐起来。”
到了北京站，军委办公厅已经派了两辆车等在那儿。“一辆车要把爸爸直接送到会场，一辆车把我和妈妈接到东交民巷8号。妈妈跟接站的人商量，能不能让爸爸先回家休息或者先去看病，但被拒绝了。”刘蒙记得，在回家的车上，妈妈哭了一路。
7月10日，当刘伯承被人搀扶着出现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时，台下1000多名军人立即鼓掌，持续了半分钟才平息；而当他检讨完毕时，台下再次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这恐怕也是政治运动中少见的一幕。若干年后提及这一幕，刘弥群深有感触。“这些军人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理解、爱戴和同情。”
在大会上，刘伯承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刘弥群说，父亲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想保护
下级，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他所能控制——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最后被撤职，
降职到地方工作。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干部蔡铁根大校看不下去，没经任何人允许上台抢过话筒：“你们对刘帅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结果当场被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并遭到变本加厉的批判，已被逐出军队的蔡铁根大校在地方上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毙。
会后，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期间，他还按工作组要求写检查。老友陈毅来看他，耿直的陈老总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刘伯承以身体原因，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保留了军委副主席一职，赋闲在家。“这样也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到爸爸。”刘蒙说。而从另一个角度，刘伯承也因这场“反教条主义”，躲开了其后更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
1959年1月，刘伯承带着全家移居北京。离开之前，刘伯承反复命令部下，不许开欢送会，不许送行。在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到了渡口之后，刘伯承发现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码头，自发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坚决不许大家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驶离时，那些军人齐齐向他敬礼致意……“我也跟着爸爸妈妈一道，我看到这一幕都非常震撼。”时隔50年回忆这一幕，刘蒙仍然心绪难平。当时，刘伯承只是久久地朝着人群挥手，刘蒙感觉得到父亲心中的不平静。望着老帅在寒风中略显苍凉的背影，新任院长廖汉生感慨：“这
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顶“教条主义”的帽子，刘伯承足足戴在头上近三十载，直到他离开人世。生前，刘伯承从来没说过任何一句怨言，只是家人注意到他常常一人默默地陷入沉思。妻子和子女们都难免觉得受了些委屈，而他的回应只有一句：“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1986年l0月7日，刘伯承去世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2006年，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视察军队时也强调，军队要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重温刘伯承在半个世纪前对军队建设提出的种种设想，不由令人感慨这位老帅目光的深远。
“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
刘伯承一生对烟酒无好，唯一嗜好是看书写字。赋闲在家的刘伯承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之后便开始写毛笔字。耳濡目染下，刘蒙也开始学书法，如今，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不管每天工作有多忙，刘蒙依然会抽出时间读外文。追溯起来，早上出门上学时，“要么在大声念俄文，要么是在练毛笔字”的父亲，早已悄悄地在少年刘蒙的心里种下了那些种子。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妈妈。”刘伯承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告示”，这是汪荣华写给孩子们的。刘蒙说，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孩子们都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刘解先说，父亲希望他们都长得漂漂亮亮的，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他经常捏孩子们的鼻梁，“我们每个都被他捏过”。但是，父亲对子女们要求也极严格。刘蒙说，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把小储钱罐打碎，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等。一直到上中学，刘蒙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被同学取笑。
1936年，刘伯承在长征途中与出身平民农家的汪荣华结婚，两人相携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刘伯承夫妇也为这个新政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刘华北。
1945年8月19日清晨，刚开完“七大”会议，正准备回太行山的刘伯承接到延安保育院来的电话，说大女儿华北出事了。刘伯承夫妇急匆匆地赶到保育院窑洞才知道，头一天晚上，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华北住的窑洞，华北被人勒死在床上。不仅如此，凶手还残忍地剖开了孩子的肚子。
看到女儿惨状的刘伯承忍不住地颤抖，头上也渗出大颗汗珠，但他还是强忍悲痛，劝慰已经痛不欲生的妻子。简单地安葬了华北后，刘伯承又奔赴下一个战场。当时大家普遍推测是国民党派特务下的手，目的是扰乱刘伯承的军心——因为刘伯承马上要指挥与国民党的上党战役。遗憾的是，小华北遇害，却一直未能破案。而从某种角度说，生命仅停留在4岁的小华北，也是为一个新政权而失去生命的。
女儿的死，是刘伯承与汪荣华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刘弥群说，父亲晚年时经常提起这段事，他会喃喃白语地说：华北，孩子可惜了……“我从来没有见爸爸哭过，但是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伤心的神情，我永远不会忘掉……”回忆起来，刘蒙也不禁陷入伤感之情。
1965年，刘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了光明，从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1969年的“九大”，是刘伯承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去参加大会时他会忍着不喝水，喝水多了，他不愿意麻烦陈毅或是别人牵着他上厕所。有时他回来告诉儿子，今天不小心又打个杯子——过去，他可以征服千军万马，而这一次，他却有了征服不了自己身体的无奈。看不见东西后，他对孙子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但有一天，他对夫人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有时他似乎很想和孩子们叨唠些过去的事，不过孩子们觉得，听父亲讲故事的时间还有的是。
1973年的一场变故，却让孩子们永远失去了听父亲讲那些老故事的机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刘伯承出现腿部麻木、睡眠不好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他服用了一种叫做“奋乃静”的药物，服药后却出现拼命想走路、情绪烦躁甚至惊恐等症状。刘解先说，她后来做了很多调查，发现“这是药物造成锥体外系的损伤”，遗憾的是，当时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药物的副作用，错误诊断，反而更大量地使用一种未在中国临床使用过的进口美国药，“不但没抑住病，反正使得整个肌肉不协调，最终连吞咽都困难”。清醒时的父亲对药物产生的不适也倍感痛苦，有一次他甚至大喊：“他们要杀害我!”
刘解先回忆，父亲住院时心肺功能都很正常，“脑子也很清醒”。父亲住在30l医院，在这里做医生的刘解先经常抽空陪父亲，刚开始父亲还让她帮自己念报纸上的“要闻”，“有时我一边念脑袋里还想着病人的事，溜号了，父亲冷不丁地追问我报上提到的那个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叫××，我赶紧找报纸看，所以那时候他脑子还特别好使”。想起这一点，刘解先仍觉得痛心不已。
周恩来听说刘伯承病情后，还特地到医院来看望他。“总理说：‘我来看你了!’他们两人还谈起当年发动南昌起义的事——一个是军代表，一个是参谋长，谈得特别高兴。”刘解先回忆。
可是，大量的药物作用下，刘伯承的脑神经一点点被摧毁。提起这些往事，刘解先痛苦地说：从那以后，曾经鲜活的父亲渐渐遥远而模糊，曾经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军神也渐渐远离人们视野。1986年，94岁的刘伯承走完一生。
耐人寻味的．是，晚年刘伯承对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气势恢弘的战争并不愿过多提及。孩子们小时候一直好奇地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有一次孩子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想让他看坦克被炸、士兵中弹而死那些镜头都是怎么拍的，但是刘伯承还是不愿看。平时在家里，如果看到战争场面，他会立即换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掉电视。他告诉儿子，自己不过是走过这些战争的幸运者而已……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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