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很可能一辈子终老桑梓默默无闻。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今后他纵横官场积蓄了足够的资源，不论是人脉也好，人气也罢，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来说，曾国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师，说两人有师生之谊并不为过，而且从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恭敬执弟子之礼，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向咸丰皇帝的奏章中说：“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当时多么有声名。他的眼界非常高，在他心目中，除了林公则徐和曾公国藩，其他人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到了后来，他把和自己一向尊敬的曾公国藩的关系也闹僵了，“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53页）。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只是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头颅，给自己的恩师送了一幅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尊敬，字里行间也表达对恩师的歉意和懊悔。
不少清史研究专家都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源自于左宗棠的性格太过于霸道，目空一切，“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曾国藩对此忍无可忍，才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其实这种看法比较片面。因为就曾国藩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早就对左宗棠不客气了。“宗棠向喜与国藩争，国藩尝礼下之”（郭嵩焘语），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向咸丰皇帝力荐左宗棠，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先看看两人交恶的时间。据历史考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时间在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军攻破后不久，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史料中得到证实，“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同治甲子就是公元1864年；“曾左交恶相传始于金陵既克”（徐一士著：《亦佳庐小品》），从种种文献资料看来，曾左交恶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在太平天国灭亡的那年，之前两人的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
再看看两人交恶的直接事件。据说，两人交恶的直接导火线是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有没有死的问题。曾国荃天京攻陷后，众将领为了邀功，向大帅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死，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但是，因为左宗棠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知道洪天贵福已经逃出了天京城，并且还知道他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左宗棠没有跟恩师报告，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直接下旨要曾国藩解释。曾国藩平生以忠君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曾国藩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洪天贵福还活着，无非是要借洪的名义当作一种号召而已。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事情一下可就闹大了，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这也正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说是正确的，为此朝廷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实，由于南京城破之日，太平天国守军几乎全部被杀，城内十室九空，火光冲天，加上湘军数十万军队蜂拥入城，按照常理来说，洪天贵福于绝望中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曾国藩本人应该没有半点欺骗朝廷的意思，只是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有点操之过急。当然，就伪幼主洪天贵福死与没死这件事来说，两人都没有私心，只不过曾国藩是主观认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虑欠妥，以致酿成了断袍割席的结局。
然后看看两人交恶后的交往情况。“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也就是说，从1864年太平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到1872年曾国藩逝世的八年时间里，两人之间没有书信的来往，更没有见过面，按照一般来看，两人也真算得上彻底决裂，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从很多文献资料来看，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别在公事方面，曾国藩对左宗棠还是非常关照的，只不过这种关照是暗中进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曾与幕僚谈及自己的顾虑：“我既与曾国藩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南亭笔记》）。可是事实上曾师为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又选部下精兵强将交宗棠统率，毫无芥蒂，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的维护国家统一之行为，称之为“天下第一”。宗棠得以肃清陕甘，曾国藩襄助之功实不可没。曾国藩不但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左宗棠在出征胜利后，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从曾国藩不遗余力暗中帮助左宗棠的情况来看，虽然两人表面上关系破裂，但实际上在大是大非有关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国藩还是有相当气量的，无怪乎清政府给曾国藩立传时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国藩列传》）。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国藩，譬如，1871年（同治十年），曾国藩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左宗棠也上奏朝廷大力支持曾国藩，所以说，两人之间虽然没有来往，但是还是惺惺相惜，曾国藩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这也可见曾国藩的心胸和气量。
最后看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的关照。1872年曾国藩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除致币百金料理后事外，还亲写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写信给儿子左孝威，指出挽联所言，“亦久见奏章，非始毁而今誉”；嘱孝威“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更能作诔衷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左宗棠在信中还专门谈到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左宗棠为曾国藩所作挽联及与其子孝威的这番话，堪称肺腑之言，同时也很好的诠释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久，左宗棠又立下了收复新疆的不朽巨功，拜相封侯，其地位和影响在曾国藩之后无人能及，就连太后老佛爷也很买左季高的面子，甚至发布上谕，“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虽然左宗棠权倾朝野，但是还是非常留心曾国藩后人的生活。
左宗棠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栗诚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儿子照顾如同自己的儿子。后来，因为清朝驻俄大使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被国人斥为卖国条约，承办者崇厚定为“斩监候”。当时曾纪泽在英国办外交已经有些名气，左宗棠力荐曾纪泽出使俄国担任大使，全权负责与俄国的外交事宜。曾纪泽不辱使命，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对方改签中俄《伊犁条约》，并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代替崇厚签订的条约、章程。根据这两个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和不再割让帖克斯河流域。曾纪泽圆满完成任务，博得朝野的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左宗棠内心也非常欣慰，在今后政治生涯中，曾纪泽一直得到左宗棠的关照和庇护。1883至1884年，曾纪泽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战争事务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立场强硬，但由于越南战事不利清廷，上层意图主和，1884年4月曾被解除驻法公使的职务，1885年6月卸任驻英俄公使职务。回国后，曾纪泽任海军衙门帮办、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也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就在左宗棠逝世之前一天，还上奏老佛爷请设海防大臣，并且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除了对曾国藩的儿子特别关照外，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也非常重视，聂仲芳本“官运不佳”，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
由此可见，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给予了极大地关照。如果两人真是出于私人交情上的反目，左宗棠也就不会这样尽心尽力帮助曾的后人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留下一段说不清道不完的公案，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窥斑见豹，大体上可以知道两人的交恶不是私情上的琐碎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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