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主持白雀园红四军“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1931年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通告第十一号——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通告指出：“最近从多方发觉反动在 苏区大规模计划的活动，企图举行暴动，推翻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因此“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的争斗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党对肃反的策略 是一面实行无情的镇压，一面要从积极方面改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肃反争斗的基础上，消灭反动的活动的一切其他现象。”《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根据地地方肃反的动员令。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发动和指导肃反运动。文件 要求地方肃反的范围涉及到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肃反的对象除了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豪绅地主、富农分子等外，还将青红帮、土匪、流氓、 小马子等列入其中。而且从文件看，中央分局对肃反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的三令五申之下，根据地地方肃反很快便掀起了狂飙。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 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正是这两个法律文件，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 力。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 持下，政治保卫局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有关方面 的意见。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 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 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沈泽民：《肃反工作和两条路线》(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年版，第470—471页。等原则行事的。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 重点打击。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 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 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 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 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 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 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 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另一说是方英被关押，于1932年冬西征转战途中病故。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