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但张国焘在给 中央的报告中却自夸说：“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的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 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 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打着保卫革命利益、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旗号进行肃反，并且也利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人 的仇恨心理，但由于肃反严重的扩大化，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黄安五区，即仙居区群众的强烈反抗。
 

　　仙居区是黄安县党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区。在肃反过程中，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区苏维埃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不久又抓了十多名干 部，进而又将手伸向村苏维埃一级。群众目睹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心情非常沉重，他们联名写信给县委、县苏维埃、县保卫局，信上说：“我们区 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 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
 

　　信转到中央分局后，张国焘等人不仅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认为群众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县里和省里都派了便衣队，像老虎一样到处视 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五区的干部和老百姓， 都搬到西山去住。当时还集中了两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
 

　　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九人带着手枪、绳索来仙居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锄头、扁担等“武器”，将王 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随着口号声，大家一拥而上，解除 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区委书记闻讯赶来，才说服群众还枪、松绑。余怒未消的群众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刷标语、写传单，表示拥护红军、拥 护共产党，反对乱抓乱杀。
 

　　仙居区群众反对“左”倾肃反政策的斗争，被张国焘和政治保卫局视为暴动，认为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将区级的干部 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 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黄安仙居区人民群众反抗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斗争，虽然以数十名同志被害的悲剧结束了，但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行动，以及在党 内、红军指战员中、各级苏维埃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的反抗与不满情绪，迫使张国焘等人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毫无节制屠杀的肃反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以及继续下去将 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再者，经过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认为已肃清了一些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 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7—108页。，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阻力不存在了，自己 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在敌人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的时候，红军需要休整，根据地人民需要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支援红军，继续坚持屠杀性的大规模 肃反已经弊大于利，因此，他开始考虑改变肃反的一些具体做法，将以捕杀为主，改为以自首为主。这样，大规模的捕杀渐趋停止。1932年7月，鄂豫皖中央分 局将政治保卫总局及所属各县分局的所有人员进行整编，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撤销鄂豫皖区政治保卫总局。这样，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才宣告结 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