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失败后，最先逃跑的是康有为。他落发为僧，想去北京的法源寺隐姓埋名。传说这天晚上康有为剃了光头来到街上，正遇一队警察巡逻而至，康有为怕被认出，急忙避入路旁的厕所。黑灯瞎火，康圣人眼神又不济，“扑通”一声跌进粪坑。警察走远后，他爬将出来，穿着污渍之衣，顶着一头秽物，跌跌撞撞逃到了法源寺藏匿起来。风声过去之后，康有为逃出北京，第二次流亡日本，过起了漂泊生活。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农夫之望禾苗也。

张勋复辟时，众多遗老的辫子都很齐整，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又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年轻时科考屡次不中，心中非常苦闷，就跑到山洞里去修行。据他自己说，在山洞修行时，某一天“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欣喜而笑，忽思苍生之苦，则闷然而哭”。他出山后，果然按照圣人方式行事，开设万木草堂，收弟子都按孔子七十二门徒取号，而他自己，则自号为“长素”。在京城宣言变法时，他也是雇个大骡车，被褥都放在后面，游走于各王公贵府，颇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风采。

康有为和梁启超原本为师生关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清遗臣自居，以复辟为己任，曾撰《为国家筹安定者》，鼓吹清室复辟。梁启超则撰《辟复辟论》，斥责康有为：“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张勋复辟时，康有为积极参与策划，并代拟复辟登基诏书，对此，梁启超发表反对复辟通电，斥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后来，梁启超回上海拜见康有为时，连叩几个头，康有为气得连礼都不还。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风流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记载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远在日本。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心里很是惴惴不安，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康有为写得一手好字，人称“康体”，然而他却从不帮人在扇面上写字。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有些人会拿着扇子上厕所，他怕字被熏臭了，所以从不帮人写扇面。

1901年时，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与黄炎培、邵力子是同学。当时这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是秀才举人，根本不睬国文老师，校长没有办法只好请来翰林蔡元培，总算镇住了这班秀才学生。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当他看到前排位置上是个光头时，他就开始摆起谱来。看得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辜鸿铭还没让苏格兰人领教过他的厉害，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不明就里，还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坐在一团蓝色烟雾中，宛如一尊神像。

辜鸿铭至死都不忘与人斗法，他想刻一枚图章，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还说一定要把康有为的那枚“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他的这一套所谓东方哲学还真能唬住那些洋人。

辜鸿铭虽然娶妻纳妾，却非常怕老婆。他讨了一位中国太太，又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当年的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结果被他的太太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他的太太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学生们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用带着自嘲的口吻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他。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临走时他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1911年冬，两人在上海宴请辜鸿铭，苦口婆心地劝说辜鸿铭，并以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试图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毕，遂扬长而去。（张謇曾为清末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唐绍仪1910年曾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辜鸿铭对“改良”二字极为厌恶。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用词极为不通，譬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哄笑一片，场面大乱。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欣赏小脚的美妙，也有其一套奇论：西方女人总是以掩藏她们的乳房来突出她们的乳房；日本女人则以掩藏其下腹部而突出其下腹部；新几内亚女人则掩藏起她们的双腿；萨摩亚女人藏起她们的肚脐；阿拉伯女人掩着她们的脸部；中国女人却把双脚藏裹起来。掩盖得越深，越令人着迷。缠了小脚的女人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甚至可以与西洋女人穿高跟鞋相比，套上裹脚布后，更显一种神秘的美感。缠了脚之后，走久了，使人腰椎骨向前屈，会产生一种柳腰款摆、婀娜多姿的魅力体态。如此习惯之后，自然产生出仪态万方，款摆腰肢，如所谓“莲步”。丰姿婀娜中，足以撩起男人的遐思。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有一次，他祭祖时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有一年，辜鸿铭在北大主讲英文课。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然看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吃一惊，有人告诉他这是新招的女学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后，辜鸿铭立即找到蔡元培报告，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为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义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他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辜鸿铭说：“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之烂报纸之主笔也。”

章太炎嗜学，对于饮食衣着从不讲究，时人谓之颇有王安石之风。他住在龙泉寺时，每次厨子请示做何菜时，章只能想到两种：一是蒸蛋糕，一是蒸火腿。因为鸡蛋乃寻常之物，最容易想到，火腿则为南方常见食品，故亦能想起。除此二种之外，再无第三种，于是顿顿皆是蒸火腿蒸蛋糕。

章太炎先生早年曾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后向往革命，在学术认识上与老师产生分歧，于是章太炎作《谢本师》一文，否认与俞樾的师生关系。周作人旅居东京时，跟从章太炎学古文，后来章太炎入了军阀孙传芳的幕府，周作人效仿老师，也写了篇《谢本师》诋毁章太炎，并发表在《新语丝》上。抗战时，周作人在北大任教，因娶的是日籍妻子，舆论对他颇多谴责，他自己也无法为自己辩白，他的学生效仿他当年写给章太炎的文章，也写了篇《谢本师》痛斥周作人。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做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民国时，章太炎曾一度在湖北主持县长考试。应试的人多为清代的读书人。章太炎出了两个试题：“宰相出自州郡”、“区田荒旱之法”。考生都不知出自哪部经典，有一位应试的老夫子，站起来请主考官大人对题目加以解释。章太炎大怒曰：“这样简单的题目还不能做，怎么能做父母官、百里侯，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章太炎自被袁世凯羁留在京后，便时常以怪异行为发泄自己愤世嫉俗之意。他曾传令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其中有“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须称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因前清时，即使主人官至极品，所用仆役亦只以“老爷”呼之，何况民国初建时，南京政府就曾下令取消“大人”、“老爷”称呼，而改称“先生”。于是钱玄同好奇地问其何故，章回答说：“吾之为此，唯以大人、老爷均前清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踞，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就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

章太炎因为看过几大箱中医书，写过些医学著作，便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但因他缺少临床经验，故虽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却根本治不了病。但他总扬扬自得。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而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历史学家顾颉刚去拜见章太炎时，大谈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太炎很不以为然，问顾颉刚：“你有没有曾祖？”顾回答说：“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呢？”章太炎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了你的曾祖吗？”

章太炎早年醉心革命，晚年痴迷于书。他家里满是书。卧室里，除了床之外，也全是书。有次他半夜睡醒，忽然想及某书某事，即起床在书架上翻阅起来。他就这样站着看书，一站直到天明。第二日一大早，仆役带着满身寒气开门洒扫，这才发现章太炎手持书卷，赤身裸体，呆若木鸡。仆役大惊：“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啊！”一个冬夜下来，章太炎感冒了。

章太炎嗜吃臭东西，以臭为美味。有一次，画家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蛋，章竟然大乐，开口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更是乐不可支，说：“有纸只管拿来写。”钱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他竟一气写了四十多张。后钱又陆续带来臭花生、臭冬瓜等物，让章又写了一百多张，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居然无不听从。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在报纸上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出门买书，叫人力车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没买，又施施然地出来。他坐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不记得自家地址，只说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车夫连连摇头，只好自认倒霉。

章太炎十多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想到刚进考场，就骤发羊角风，口吐白沫，被人送回家。从此以后，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叫他去考科举，而他也乐得不习八股文，专拜有真才实学的野佬大儒为师，学得一身真学问。

章太炎在上海时，应蔡元培的邀请，到“爱国学社”任教。当时章太炎和另一位教员蒋维乔合租一间小屋。章太炎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有时，前一根还没有燃完，后一根又点上了。一天晚上，他的烟抽完了，兜里也没有钱了，于是，就写了一张借条，准备向汪允宗借钱。蒋维乔瞥了一眼借条，只见上面写道：“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蒋维乔笑着说：“既然向人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道：“此君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把嘲弄康有为当成一生的嗜好，没事就要带几句嘲讽康的话。章太炎晚年开山门教学，在门上贴了个条子，上面写着：“康有为门徒不得入内！”

章太炎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精神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那是他唯一的收入。及至晚年，他更是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晓得钞票何用。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元钱。儿子要做大衣了，他也掏出五元钱。有一次，他在苏州要盖房子了，人家让他掏钱。他掏出来，还是五元钱。他只认得五元。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后，愤恚至极，常于几案旁书“袁世凯”三字，每天必击之四次。民国四年（1915），他曾书“明年祖龙死”，结果第二年，袁世凯真的死了。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里悬挂的孙中山的照片撕下来，并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立即撕去”字样，连同被撕坏的照片一起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后来有人听说此事后说撕得好骂得好时，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孙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