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许广平、周作人与林语堂等合影(资料片)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曾围绕着“费厄泼赖”、“痛打落水狗”、“性灵小品”、“匕首投枪”、“做人与做文”、“文人相轻”等问题多次展开论战，言辞激烈多见锋芒剑光。鲁迅和林语堂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内中隐情曲折复杂，史料记载多不详，后人也只得凭空猜测。

　　近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一本林语堂写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的日记。当时，林语堂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英文教授，日常多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等人往来，这或能向我们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两人曾相知相敬

　　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站到鲁迅旗下。林的选择，与他热血激昂的性格不无联系。1925年学潮游行中，他曾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军警搏斗，并在眉头留下一个永远的伤疤。这一激烈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赞誉。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呼应闪耀。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文人学者多南下逃难，林语堂远赴厦门大学，不久鲁迅离京，亦接受林的邀请前往厦大。

　　在厦大的四个月，二人虽屡遭排挤，交情却愈加深厚了。林曾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林语堂《鲁迅之死》)鲁迅也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二人相知相敬可见一斑。　　

　　南云楼上起风波

　　后人研究林、鲁二人，皆称二人友谊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鲁迅在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的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见1929年8月日记)　　

　　决裂的深层次原因

　　然而，两位大师的决裂，当真是由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会公然在众友人前争执？

　　细究林语堂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林语堂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追根究底，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

　　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且语多峻急，极尽讥讽。

　　林语堂1929年1月24日日记记载，两人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终因观点不同而不欢而散，二人友谊濒临破裂。半个多月后，林语堂已刻薄地将探望鲁迅称为“看神经变态”了。(见1929年2月16日日记)

　　南云楼风波后，林语堂日记中绝口不提“鲁迅”二字。此时在林语堂的眼中，鲁迅不再是当初携手互助的同志，而是深恶痛绝的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