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有两个关于“宝贝”的故事，很是耐人寻味。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魏武侯与将军吴起乘船考察黄河两岸地形。船至中流，魏武侯得意地说：“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不赞同这个观点，回答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以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为例，指出国家之宝不在于山川、地形的险要，而在于执政者修身养德，施行仁政，与民为善。如果执政者鱼肉人民，腐化堕落，没有任何操守，那么，再稳固的江山，也是会不攻自破的。

  另一个关于“宝贝”的故事，发生在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这一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到野外打猎。中场休息的时候，魏惠王问齐威王：“你们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听了，非常兴奋地显摆说：“寡人的国家虽然小，还有十颗直径一寸长的珍珠。这些珍珠光彩夺目，每一颗都可以照亮前后十二辆马车。你们齐国这么大，哪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慢条斯理地回答：“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在齐威王看来，自己手下这些忠于职责、办事得力、有定国安邦之才的大臣，才是真正的宝贝，他们的光芒可以照耀千里之地，比魏国的那些破珍珠值钱多了。

  由这两个故事，我想起了郑板桥写的《骨董》诗。在这首诗里，郑板桥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世人痴迷古董而不喜欢读书的浮躁风气。诗的开头部分，生动描画了古董迷们的种种病态之举：“末世好骨董，甘为人所欺。千金买书画，百金为装池。缺角古玉印，铜章盘龟螭。乌几研铜雀，象床烧金猊。一杯一尊斝，按图辨款仪。钩深索远求，到老如狂痴。骨肉起讼狱，朋友生猜疑。方其富贵日，价值千金奇。及其贫贱来，不足换饼糍。”诗的中间部分，则旨在说明前人留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才是真正值得珍视的宝贝：“我有大古器，世人苦不知。伏羲画八卦，文周孔系辞。洛书著《洪范》，夏禹传商箕。《东山》《七月》篇，斑驳何陆离。是皆上古物，三代即次之。不用一钱买，满架堆离披。乃其最下者，韩文李杜诗。用以养德行，寿考百岁期。用以治天下，百族归淳熙。”在诗歌的结尾，郑板桥对世人一味追求古董而漠视文化修养的盲目之举提出了批评：“大古不肯好，逐逐流俗为！东家宣德炉，西家成化瓷。盲人宝陋物，惟下愚不移。”

  总括上述三人的“宝贝观”，吴起以美德为宝，齐威王以人才为宝，郑板桥以文化遗产为宝，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不把有形的物质财富视为珍宝。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贝，再怎么贵重，也是可以衡量的，价值有限；而美德、人才和文化，则属于无形资产，其价值无法估算，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其中，郑板桥的观点尤为切中肯綮，因为美德与人才，都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润泽，所以也不妨可以说，文化乃是宝贝中的宝贝，是一切宝贝的源泉。

  当然，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所谓“文化遗产”，无疑应该泛指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和先进的文明成果。不管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均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以形成一种瑰丽恢弘、气象万千的大文化格局。惟有海纳百川的大文化，方能孕育出一批又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