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典文献可以发现，在封建时代，有大量因为君不能以礼待臣而导致君臣成仇的事情。首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郑、宋两国发生战争：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华元与羊斟是君臣关系，也因此，羊斟才能够成为华元的御手。在车战时代，御手也都是君子，如果是公侯上阵，御手通常是大夫。华元在战前杀羊犒赏自己的士-臣，却恰恰遗忘了羊斟。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许华元是故意的。不管怎样，此事给华元带来了灾难：羊斟大概以为华元故意轻忽他、侮辱他，违犯了君臣之约，因而决定放弃对这个君之忠，而对华元进行报复。结果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华元本人也被俘。比较强调君之权威的《左传》作者对羊斟的做法给予严厉抨击，但是，羊斟的做法未必没有某种礼法上的依据。
类似的事情甚至发生在周王室，《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
初，王姚嬖于［周］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周之大夫）为之师。及［周］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周之大夫）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这里提到的苏氏也遭到周王的不公平对待，《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
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纟希、樊、隰郕、欑，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礼记》云“臣之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是为旧臣服丧服之谓也。
面对孙文子的气势，卫献公也害怕了：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鄄，使子行于孙子，孙子又杀之（注：使往请和也。子行，群公子）。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卫献公决定求和，派遣群公子与孙文子缔结盟誓。后面我们将会分析，春秋时代，君臣之间经常需要依靠盟誓来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但孙文子决心已定，不为所动。卫献公终于走投无路，只好“出奔”。在春秋时代，这种邦国之君或者臣“出奔”的事情，相当常见。出奔就意味着被迫或者主动解除君臣关系。而在孙文子之臣追逐卫献公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杜预注：二子，佗与差），为孙氏逐公。公孙丁御公（注：为公御也）。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子鱼，庾公差。礼射不求中）。射两軥而还（注：軥，车轭卷者）。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佗不从丁学，故言“远”。始与公差俱退，悔而独还射丁）。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贯佗臂）。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在这里，我们在追逐者庾公差那里看到了两种伦理间的冲突：一种是师徒之情，一种是君臣之义。尤其是这里所说的“不射为戮”，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委质而死”，这就是“忠”的内涵所在。庾公差解决这种伦理冲突的办法是故意射两軥，既勉强履行了对于君的义务，又不至于伤害自己的师傅。而他的学生尹公佗因为没有直接的师徒之谊，所以试图射杀公孙丁。公孙丁给了他一个教训，但依然没有杀死他。由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君子确实始终把武力的使用置于德行和理性的控制之下。
子鲜从公（注：子鲜，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注：告宗庙）。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注：诬，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注：谓不释皮冠之比）。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义曰：言暴虐使余如妾），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注：时姜在国，故不使得告无罪）。”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逃亡途中，卫献公的母亲首先数落了一番卫献公，指出了他的三宗罪：第一，谋非其人。大臣就是卿大夫，小臣就是公侯豢养的佞臣。定姜表达了当时人的常识性理念：公侯治国，当与卿大夫共谋。此即我们后面将会讨论的封建君臣的共同决策机制。第二，废弃师保。我们在第一卷讨论殷商治国之道，曾经论及师保制度，由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周代同样存在这样的制度，简单地说，德高望重的卿大夫就是公侯的师保。他们确实是公侯之臣，但这个时代的臣本身就带有伙伴的性质，这些德高望重的臣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臣的角色，而扮演着师保的角色。第三，定姜也有私怨，她抱怨卫献公不甚尊重自己。在定姜看来，卫献公被逐，怨不得别人，完全是咎由自取。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时代，人们普遍具有强烈而敏感的礼法意识，这种礼法覆盖所有人，并且，这种礼法也是客观的，为所有君子周知的，因而所有君子也都可以依据这个礼法判断所有君子，包括各级君。
这一“出君”事件自然引起了天下的关注。在晋国，贤人师旷与晋悼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对曰：或者其君实甚。
虽然有点婉转，但师旷在对话的开头就明确而毫不留情地指出，卫献公要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承担全部责任。接下来，师旷论述了，国人拥有出其君的权利。对此一权利，他提出了两个略有不同的论证。第一个是这样的：
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