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的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由于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讥评，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就是以这种“过河卒子”的心态，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

为讲演险些付出生命

胡适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讲演的中文译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庆的《大公报》上连载。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

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编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