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此外，全面改造高等学校内部结构，也是院系调整的重中之重。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教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 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可以说，国家由此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管控。

作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层，曾昭抡当时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高等教育的暴风骤雨？平心而论，院系调整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抡是赞成这种原则的。写《曾昭抡评传》的戴美政先生猜测这个原则本身或许就是曾昭抡提出、进而获得高层认可。因为工科院系调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抡主持下起草的。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曾昭抡就说过：“经过大学或专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面，他即便有所怀疑，恐怕也无能为力。早在1949年，他就说过，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何况，高校改革的整体布局可是出自“苏联老师”之手。据周其湘回忆，除了阿尔辛杰夫，还有两位苏联专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据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政策，“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

起初，曾昭抡确也十分积极地学习苏联经验。他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还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然而，他毕竟是在教育领域浸润多年，在任职教育部（高教部）期间，又跑遍了全国主要地区的高校。当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要求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 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曾昭抡认为“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态度。此外，他也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对苏联专家只提“应用化学”, 不讲“化学工程”, 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据理力争, 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 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该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然而，细部的修补并未改变院系调整的实际结果，那便是基本上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1956年，曾昭抡担任团长，带领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全面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回国后，他对周其湘及友人皆表达过对苏联高教的某些不以为然。他亦曾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情，制定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惜未被批准。

当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曾昭抡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图在适合的范围内，修正院系调整后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发言反击苏式高校教育的“一个中心论”，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学生外文程度低、负担过重等。

数年的官员生涯并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和费孝通、千家驹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学纲领《对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抡主持的座谈会上，出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而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证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其中涉及时间、助手、设备、资料以及经费问题，还特别提出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恢复发展社会科学。

他毕竟是学者，太没有观察政治风向的意识了。五十多年后，周其湘谈及往事，还为自己的老领导慨叹不已。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的头天，《人民日报》发出了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外，6月6日，曾昭抡还应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约请，在民盟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发言。这就是“反右”期间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后来， 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撤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北大自然不愿意接收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汉大学，直至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