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绝不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