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不过按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尝试“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在瓜皮帽下安上条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族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

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地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一个桃色新闻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二十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作2/3死状了，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嗣，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的，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人们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族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清朝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