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很多官员都懂得，要立于不败，就要穿几套“盔甲”，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古代官场波诡云谲，险象环生，多少文武名臣遭人构陷，不得善终，令人扼腕。涉足官场的人，防范风险是必要的，谨慎从事也很重要。但很多官员从消极方面吸取了前人仕途蹉跌的教训，或从此谨小慎微，或变得世故圆滑。

老官僚告诫新科进士，做官不能直心肠

很多官员都懂得，要立于不败，就要穿几套“盔甲”，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不能让别人察觉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意图，不能让人找到攻击自己的借口。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说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成化二年（1466），我考中进士，被派到工部，开始了从政之路。父亲的朋友徐孟章是一位久在官场、阅历丰富的老官僚，他告诫刚步入官场、不通世故的陆容：官场多险毒之人，你心太直，不会玩手腕，是适应不了官场这种险恶的环境的；你要在官场生存，就要改变你自己，多长几个心眼。

如果说徐翁是教陆容不要对同僚和上司心肠太直，那么，明代四朝元老、长期辅政的杨荣则教人即使对皇上也不可全抛一片心。

据明朝叶盛《水东日记》一书记载，有一个叫夏昭的人，曾听杨荣说：我见到因刚直惹祸的官员，总是非常惋惜。侍奉皇上自有一定规矩，向皇上进言，要讲究方式方法，直来直去、有一说一是不行的。例如陪皇上读《千字文》，皇上把“天地玄黄”错念成“天地玄红”，你不可马上更正。怎知皇上不是故意念错字来试探你呢？怎知皇上的真实意图呢？怎知“玄黄”不可写作“玄红”呢？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没有好处。只有等到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天地玄红”，或者向你询问是否是“天地玄红”，你才可委婉地回答：“臣幼读《千字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

杨荣本是皇帝宠信的重臣，说话很有分量，而他为纠正皇帝读错的一个字，就要费这么多心思；若要纠正皇帝的一个错误决策，还不知要动多少心思呢，说不定就装糊涂了。

出于关怀，宋仁宗劝王禹偁改掉刚直的脾气

王禹偁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官做得也不小，但仕途不顺，一贬再贬。

他第一次被贬是因为替徐铉辩护。庐州尼姑道安诬陷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即把徐铉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尼姑道安身上。宋太宗有旨，对道安不予追究。皇帝发了话了，大臣们就是有意见，也不便说了，但王禹偁偏偏仍要上书直言，要求为徐铉昭雪，并追究道安诬陷徐铉之罪。这在朝廷看来，显然是违抗太宗旨意，于是将王禹偁由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第二次贬官是因为私下议论孝章宋皇后的葬礼。孝章宋皇后是宋太祖的第三位皇后，她死的时候，已是太宗至道元年（995）了。朝廷规定的葬礼，规格不高，在位的宋太宗似有点对不住这位故去的皇嫂。这本是皇帝的家事，直心肠的王禹偁忍不住私下里对人说，孝章宋皇后毕竟曾“母仪天下”，应当按老规矩隆重地办她的丧事。他的话被人揭发，他被以“诽谤朝廷”的罪名，由翰林学士、知审官院贬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第三次被贬是因为得罪当朝宰相。宋真宗咸平（998-1003）初，王禹偁参与修撰《太祖实录》，他凭着史家的良知，秉笔直书。当时两位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和，他们都怀疑王禹偁在背后议论、褒贬自己，便将王禹偁贬到黄州。

王禹偁第一次贬官回京后，朝廷给了一个左正言的官职。宋太宗一方面爱其文学才华，另一方面又为他脾气刚直，跟人处不好关系，感到遗憾和可惜，要他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这是《宋史·王禹偁传》的说法。而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一书则说，宋太宗曾亲自训诫王禹偁：一次宫中举行宴会，王禹偁也赴会了，太宗特地把他单独召至御榻前，训诫他说，你的才智和诗文，如果在唐朝，当不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

王禹偁一生历尽挫折和磨难，但他一如既往，百折不回。环境逼得很多人适应它。就像明朝杨荣，在官场历练得谨小慎微，又不无世故圆滑。杨荣这一类型的官员，也是官场环境的产物。由此想到，在封建时代，敢言直谏不容易，是要冒杀头或坐班房的危险的。所以魏征、海瑞等刚正之士，要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仰。

父亲临死刺若弼舌头，告诫其少言慎语

在官场，口无遮拦不行，言少而不慎也不行。古人防范官场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耐住自己的性子，压住自己的激情，灭掉自己的火气，管住自己的嘴巴。这方面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贺若弼之父贺敦用刺舌的方式，告诫贺若弼少言、慎言。

贺若弼的父亲贺敦在北周任金州总管，很有才干和抱负，可惜遭人陷害被杀。临刑，他对贺若弼说：我发誓要灭陈朝，但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你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以舌而死的（即以言获死罪），你必须牢记。说着，拿起锥子刺儿子舌头出血，“诫以慎口”。

父亲的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一次，北周武帝向贺若弼询问对太子的看法，贺若弼明知太子不适合做皇位继承人，日后若继位，必将对国家不利，但考虑到个人的安危，还是说了假话。他说：皇太子道德、学业天天进步，臣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缺点。皇太子即位后，立即将说他不适合继承皇位的大臣乌丸轨杀了。贺若弼因言语谨慎，保住了身家性命。

然而，时间长了，贺若弼渐渐淡忘了父亲的告诫。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朝灭了陈朝，论功行赏，贺若弼、韩擒虎两位大将功劳最大。贺若弼功成名就，开始得意忘形，把父亲的教诲丢到了脑后，把父亲刺他的舌头出血这桩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竟至傲视群臣。

贺若弼自以为功劳最大，无人能比，不是宰相的他，常以宰相自许。隋文帝任杨素为宰相，贺若弼仍为将军，没有高升一步，甚是不平，言语、脸色时时流露出怨气，于是被免职。谁知他不思收敛，反而牢骚愈甚。隋文帝遂将其打入监狱，并责问他：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一再说，这两人是饭桶，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臣们以贺若弼对朝廷心怀不满为由，纷纷要求处死他。贺若弼乞求文帝，念其平陈之功，饶他一死。文帝说，灭陈的功劳，早先已格外重赏，现在何必再提。贺若弼仍哀求文帝：“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文帝犹豫了几天，念其昔日之功，最后饶恕了他，但革去官职、爵位。后恢复爵位，不再任用。

隋文帝杨坚放他一马，隋炀帝杨广却不饶他。杨广在东宫为太子时，曾问贺若弼对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位良将的看法，贺若弼有啥说啥，不计后果。他答道：“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贺若弼认为“大将”远在“猛将”、“斗将”、“领将”、“骑将”之上，并且以为“大将”非己莫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杨广就对他有了戒心。大业三年（607），贺若弼随炀帝北巡。到了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炀帝预先让人搭建可坐数千人的特大帐篷，在里面宴请突厥启民可汗。贺若弼认为太铺张、奢华了，与高颎等私下议论这事，被人举报。炀帝掌握了贺若弼的“罪状”，怎会手下留情？贺若弼被杀，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