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中，某些段章，某些关键会凸显着或光耀壮丽、或幽暗险峻的时代特征；而在那些独特时刻，某些独特人物曾坚毅地扛负起缔造历史、扭转时局的重担。譬如缔造民国的孙中山、英伦遭袭时的邱吉尔、诺曼底登陆时的艾森豪威尔等，在历史的湍流与风暴中，以坚强卓绝的意志力与领导力，引导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惊险航程。

历史创造英雄，英雄复创造历史。历史与英雄之间有着互生共存、相辅相成的紧密因缘。历史中巨大的英雄曾被当代或后世的仰慕者膜拜、溢美、颂赞或夸大。但是某些英雄，却由于因缘际会、权力纷争或恩怨逆误等因素而被漠视、冷遇或误解，这无疑是历史长流中的不幸盲点。在中华民国的近代政治史中，白崇禧将军就是一位曾奋身努力缔造历史却有时被历史冷遇的英雄人物。如今刚问世的白先勇的文图并茂的两册巨著《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或许可能令今人与后人对白将军不平凡的一生重新认识，再度评估。

白崇禧将军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广西乡村的一个回民家庭。他的启蒙教育——桂林陆军小学——奠定了他而后与民国休戚与共的戎马生涯的基点。在腐朽的满清帝国倾倒前夕，南中国的两广正是革命志士风起云涌投身革命之源地。当武昌起义第一声枪响，时年十八岁的白崇禧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迈出了广西，从此也就奋身投入了缔造民国、建立共和的伟大又艰辛的历史工程中。正如《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册题目“父亲与民国”显示，白崇禧将军大半生的军政生涯是一本中华民国起伏升落的浓缩历史：参军革命，进军北伐，讨灭军阀，抗战御寇，勇歼日倭，最后又在国共内战中征赴战场。

这位机智坚毅的百战将军与军事战略家享有“小诸葛”的美誉，他领军指挥和参与的战役如北伐期间的“龙潭战役”，痛歼军阀，抗战期间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而“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八年抗日战争史中最鼓舞人心士气的英勇捷战。历史上的诸葛亮曾蒙刘备的倚重与信赖，但是现实中的“小诸葛”与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却有着分合即离、恩怨情仇的历史纠结。这种微妙的爱恨“情意结”（complex）开始于1929年的“蒋桂战争”，这是一场白先勇在书中称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

由李宗仁与白崇禧领导的桂系广西军在北伐中战功硕然，声誉高扬，势力范围也急速扩张。这种名大招忌、“功高震主”的架势导致蒋介石草率的“削藩”举措。事先白崇禧曾向蒋建言“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必爆引祸端。回顾历史，汉朝的“七国之乱”与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因“削藩”而起。在1928年底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白表达了反对裁军并志愿领军屯疆、保卫边防的意愿。但是这个建议不被采纳。曾在北伐中流血流汗的地方军在一旦功成之后被中央弃如敝屣，难免有“鸟尽弓藏”之怨。由此导致的1929年的“蒋桂战争”与继而更扩大的“中原大战”，又将“北伐甫成，军阀甫定”后的脆弱统一局面撕裂。这场战争后患深远，尤其是令虎视耽眈的东倭加速泡制两年后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

“蒋桂战争”显然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主题，史家们对它的起因、功过与处理也看法不一。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段祺瑞政权》一书中对“桂系”在民国早期政治中的积极贡献大力赞扬，认为他们“能忍让，识大体”，对桂系将广西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与后来抗战中浴血奋战的功劳都称赞有加。但是他对“蒋桂战争”（唐称之为“武汉事变”）的起因却全然诿过于桂系青年军人的“张牙舞爪”，“不会韬光养晦”，“引得全国侧目”而引发中央“削藩”。唐教授对白崇禧向蒋介石的“慎谨裁军，屯兵戊边”的建议电文只字未提，但他认为由“武汉事变”所引发的“三年内战”，与“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中国国运的转捩点”。

由“蒋桂战争”而引起“蒋桂分裂”与“广西分治”，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全民抗战前夕，在白崇禧的策划与主导下，广西被建造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标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模范省”。六七年里广西在经济、农业、工业、交通、救贫与国民教育上的大步发展都为全国的表率。正由于它“全民皆兵”的民团建设，当“七七抗战”号角声响，广西能迅速地、有备而来地投身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由此也展开以后数十年的“蒋白合作”，但是这合作并非平坦无碍，而是时有磕碰曲折。

蒋白之间的微妙互动可谓是中国政治史上“主属关系”的奇特纠结。无可置疑地，蒋介石对白崇禧军事才略的倚重与信赖可谓“伯乐识才”。北伐期间他任命白担任总参谋长，抗战期间，白又被任命为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幕僚长、副总参谋长，置身于最高权力决策中心，参与各种顶峰“抗日”等决策会议。胜利后白被委任为国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委员长特派员等位极权重的职位。在该书的许多照片中，集体的或个别的，严肃的或休闲的，公共场合的或私下独访的，蒋白的肢体距离总是近在咫尺，左右不离，前后相随，“焦孟不弃”，套用句90后的说法：“亲如铁哥儿们”。

但是蒋对白的献策谋略并非全“言听计从”，或“纳谏如流”，而事过境迁后的史实证明，每当蒋白的策略相左而蒋一意孤行时，损失的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互信，更严重的是生灵涂炭、江山残缺。譬如北伐后白崇禧的“谨慎削藩”建议未被采纳，后果是短暂的内战与局势分裂，但是遗患深远。

蒋介石另一次军事策略的失误却不只导致山河残缺，更使江山倾溃。胜利后国府的第一次总统大选时，由于白崇禧成功辅助李宗仁选上副总统之位，蒋白关系又趋僵冷。白被剥去国防部长职位而被任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剿总”设在汉口。蒋却另外在徐州又设一“剿总”，由刘峙任总司令。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本为兵家大忌（指挥不统一，命令与部署不能及时有效传达），又全然不采纳白崇禧的“守江必守淮”的千古战略名律，蒋介石错误的固执导致国军“六十万大军齐折损”，也导致蒋白之间裂痕的深化。当局势明显恶化后，蒋才“亡羊补牢”地指命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战区。白拒绝任命，因为这“迟来的荣誉”只是令白在“大势己去”的残局中去做替罪羊。

精明一世的蒋介石为何会设计出如此错误的华中战略？想分化白的“剿总”权力作为惩诫白为李助选副总统的“冒颜犯上”？抑或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在当时全国风雨飘摇、江山危岌之际，蒋的致命错误实在是他“自毁自绝”的潜意识作祟？“徐蚌会战”的确是国共最后一次“生死交关”之战，失败的结果不只是丢失“半壁江山”。“百战将军”也被流言抹黑为“按兵不动”“做壁上观”。但是历史对蒋介石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误却是冷酷无情的，在一些超越国共立场的史家如哈佛专家费正清（JohnFairbank）、陶平（S。Topping）及刘馥博士等的评估中，蒋之作为实“不智之举”，并且“领导无方”，“如果白能够得到充分的授权统一指挥黄淮地区，后来导致中央军主力瓦解的‘徐蚌会战’的结果可能完全改观”。

“徐蚌会战”惨败后，由国际（美、苏）调停议和可能是唯一一个喘息的机会。白的策略是“以和备战，以拖待变”，蒋当时有“引退”之意，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是他又犹豫不决。鉴于局势急迫，白连发两电致蒋请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这两封名为“亥敬”与“亥全”的电文是蒋白纠结关系中最后的沉重一击，被蒋及其支持者视为“临危逼宫”。

在1949年天崩地裂的大风暴中，白崇禧选择赴台，这是为了“向历史交代”。蒋白两人历经四十年的亦亲亦疏、亦友亦敌、亦合亦离的关系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可谓“平淡期”。1949年底白崇禧赴台时他只是五十六岁的壮年人，在以后的十七年直至他去世时，虽然贵为一级上将，但是他被蒋介石“冷冻”，不被任用，可是监控跟踪的情治特务却形影不离。

白崇禧生命最后的十数年是在台湾平淡度过，虽然没有“运筹帷幄决战疆场”的威武飞扬，或“高层决策国际会商”的神采风光。但是从人性角度而论，这段岁月是极精彩的篇章。因为在这十数年里，他“退而不休”，从事各种民间交流、公益活动与宗教活动。他交往的友人有棋友、钓友、猎友、学者、艺人、年迈老妇、稚龄童子，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凡夫走卒，他都真挚以待，坦诚相处。他受蒋命赴台处理“二二八”事件时，他宽大包容的怀柔政策也使他有缘结交了不少本省友人。将军仙逝时，“二二八”难友及亲属的吊唁挽联表达了他们真诚的感铭。而在这段期间，他也享受了当年戎马倥偬岁月里无暇享受的子女绕膝的家庭亲情。在这本传记的下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实在的人，显赫后的坦然，威武下的平凡。一个地道的“真人”。

诗人雪莱在论及“历史”时曾说“历史是‘时间’书写在人类记忆中一首循环的诗篇”。“历史”的“循环性”说明“历史”的残酷、荒谬与决绝；但是也正由于它的“循环”性，我们在白崇禧的起伏与升落的一生中，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人物在多少伟大与卑微的年代里的多少壮举、多少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