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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谓“文姜之乱”，是指鲁桓公夫人文姜与齐襄公诸儿之间发生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相传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诸儿的妹妹(据有些文献记载，文姜与齐襄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导致鲁桓公命陨齐国，从此，文姜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最近，一些文章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姜之乱”。有人认为文姜与其兄齐襄淫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我们从史料记载和当时齐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去探析的话，就会发现宣姜、文姜所谓的‘淫乱’，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么是为当时社会所认可。之所以历代治诗、评诗者加给她们‘淫乱’的恶名，主要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结果。”①有人则把文姜视为古代颇有才能的女外交家，“文姜在齐鲁争强，鲁国国势日趋劣势之时，数度以国君之礼与齐国国君会晤，协调齐鲁关系，至莒国加强莒鲁联盟，以增强鲁国实力和地位，在她有生之年以其外交能力，减缓鲁国地位下降的速度，从这个角度看，文姜不失为中国古代一位颇有能力的女外交家。”②也有人把文姜比之于诸子，是为事业而献身，“文姜氏同其后的西施、苏秦、张仪甚至诸子并无二致，皆是只忠实于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与道。齐鲁联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巩固齐鲁联盟与两国的合作，而是为了破坏鲁纪联姻，使鲁失去保护纪的借口，从而达到对纪的吞并目的。”③有人认为《左传》记载的“奸也”之“奸”是通“干”，即文姜干鲁国之政。“文姜通于齐襄，致使鲁桓丧命，当然责所难逃。但此事鲁桓也不无其咎，他欲结齐援，放纵文姜，终至命丧异国。庄公即位时年少，文姜参与齐交，庄公长大以后注重修德，敬重其母，文姜以国母之尊偶干国政，亦为常理中事。”④这些翻案文章虽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多是作者的推理与猜想，故难以服众。本文亦试图对“文姜之乱”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姜之乱”溯源
最早说文姜淫乱的资料见于《左传》、《史记》、《毛诗序》等。
《左传·桓公十八》：“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使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左传》先是用申繻的一席话作铺垫，暗示文姜氏有作风问题，接着用一“通”字揭示文姜与齐襄公之间有私情。《春秋》庄公三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左传》云：“书，奸也。”《左传》的作者认为，《春秋》之所以在这里记载夫人文姜会见齐侯，是因为文姜这是去与齐襄私通，是非礼的，这可能是关于文姜淫乱最早而又最直接的判词。
《史记·鲁世家》：“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搚其胁，公死于车。”
《史记·齐世家》：“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司马迁用“故尝”二字，把两人的通奸关系提到了文姜出嫁前，但不知太史公是否另有所据。
《毛诗序》论断《诗经》中的《南山》、《敝笱》、《载驱》等三首诗，是直接或间接“刺文姜淫乱”。“《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敝笱》，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载驱》，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后世治诗者基本上都接受了此种观点。
《公羊传》在“夫人孙于齐”下释云：“孙者何？孙犹孙(逊)也，内讳奔，谓之孙。夫人固在齐矣，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
如果我们把关于文姜淫乱的起源疏理一下，就不难发现，此说实源自于《左传》。前人早已证明，司马迁的《史记》多引用《左传》。一般来说，凡《史记》所记与《左传》相同之处，后人都认为是司马迁采自《左传》。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说文姜与齐襄公私通，就是源于《左传》，且比《左传》说得圆转。司马迁说文姜“故尝私通”，为坐实文姜后来随鲁桓公出访齐国而“齐侯通焉”埋下伏笔。《毛诗序》说文姜淫乱，同样也可能是源自《左传》。“以诗治史、以史印诗的研究方法肇始于毛诗。……四家诗中独‘毛诗’一家占其鳌头，而毛诗最显著的研究特征就是将诗歌与史书《左传》结合起来，以诗论史，用诗歌所咏的内容来印证《左传》记载的历史事实。”⑤
《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历史记载，只是古人认为《春秋》为圣人孔子所作，故《春秋》成为儒家早期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春秋》三传中，相对而言，《公羊传》和《榖梁传》在文姜之乱上较为含蓄。或者不发表评论，《公羊传》基本上就没有说什么；或者不直接说。《榖梁传》云：“妇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妇人不言会，言会，非正也。”这里只是暗示文姜之举有非礼的成分。一般认为《左传》早于《公羊传》，《公羊传》又早于《榖梁传》，三传之间相互是有影响的。《公羊传》和《榖梁传》不说文姜淫乱，是出于讳言，还是不同于《左传》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左传》与《春秋》原本二书分开，只是到了后来才合二为一。《左传》口耳相传的时间很久远，但其著录成书却应该是到了战国时期。从最初的传授到著录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口头传诵阶段。《左传》为何人所作，作于何时，至今是一个谜。即使如前人所言，《左传》的作者要追溯到与孔子差不多同时的左丘明，也已经距桓公有二百多年。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文姜与齐襄公私通的呢？何以《春秋》三传中只有《左传》明确说文姜淫乱呢？也许文姜淫乱说在当时也只是《左传》的一家之言而已。《左传》流传时间长、范围广，故其观点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但《左传》如此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否就一定正确呢？
二、《左传》的用意
《左传》之所以解读出文姜之乱，是为其解经服务的。《左传》解经突出一个“礼”，礼既是是非的标准，也能决定人物与事件的成败。《春秋》记载，鲁桓公在会见齐襄公那年死在了齐国。《左传》认为《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肯定是有微言大义的，接着就从“礼”的角度去审视鲁桓公之死：鲁桓死在国外，其中肯定有非礼的因素。恰好鲁桓公去见齐襄公时带了夫人，于是鲁桓的死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咎于夫人。《左传》认为国君带夫人出访是不合礼的，不合礼就不祥，不祥就不会有好结果——《左传》一向认为女人是祸水。这样，《左传》就完成了对《春秋》微义大义的发掘，并且还以文姜是鲁桓之死的祸根为基调，向世人展示文姜其人及其婚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