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字”趣说

在我们阅读日本文学作品或者新闻报道的时候，不时会碰到一些怪字，查《新华字典》找不到。比如日本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辻哲郎(1989 -1960)，这个“辻”(tsuji)字就不多见。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同样一个字，日语原文和翻译过来的汉文不是一个字，比如日本前首相小渊，日文中写的是“小渕”(kobuti)。日本字不是都来自中国吗？怎么会有我们字典中没有的字呢？

上面举出的两个字，一个是中国没有而日本人自造的字，日本人称之为“国字”，也叫做“和制汉字”、“和字”、“倭字”、“皇朝造字”；一个是中国原来的俗字，今称异体字，几百年中国都不用了，所以很多人倒以为是外国字了。那么，同是怪字，哪些是日本“国字”，哪些不是，要说清楚，就不能不给日本“国字”捯捯根儿。

人名、地名中的日本怪字

江户时代有个大学者新井白石早给“国字”下了个定义，那就是一定要是只有日本有的，不仅要是日本人仿造汉字的原理自己造的，而且必须是中国没有的。就是那些虽然是中国字，但在日本意思完全不一样的，也不能算日本的“国字”，就是虽然原本是日本人不知道有某个中国字，自己造出来，后来才发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字，意思可能还不一样，那就不把它算作日本“国字”了。这样一定义，我们对日本“国字”就好把握了。“国字”以训读为主，少数也有音读的。

为什么会有日本“国字”的问世？说到根儿，日本存在中国没有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日本人感到中国传来的汉字不够用了，或者用起来不那么方便，就自己造起字了。早在奈良时代成书的《万叶集》，是用中国字记录日本和歌的，其中有一位歌人名叫柿本人麻吕。麻读作“ma”，吕读作“ro”，合起来读作“maro”,写成两个字是“麻吕”，两个字和在一起写就是“麿”。这就成为日本独有的字了。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魔”字。“魔”本非周秦旧字，佛经给我们带来了“魔”的概念，为了翻译佛经，先贤先用“磨”代用，后来换“石”为“鬼”，就造出了“魔”字。奈良时代的书写习惯，是自上而下竖着写，合写的“麿”要比分写的“麻吕”，写得快，还好看。这很像中国字中的“不用”为“甭”，只是“麿”并不两字合读罢了。

丰子恺译本《源氏物语》第四十二回(帖)篇题为“匂皇子”，郑民钦译本译作“匂兵部卿亲王”，其中的“匂”字被列在日本“国字一览表”中，读作“nioi”，是香味的意思。然而这个字在平安时代本来是“韵”字的省笔字。江户时代儒者松井罗州《它山石初编》就指出“匂”是“韻”字的省文。他举出平安时代藤原敦光《对庭花诗》：“当户浓匂含霜媚，入帘落蕊带风斜”为例，说里面的“浓匂”就是“浓韻”。松井罗州所言不差。其实，在中国早有这个字，读作“盖”。《龙龛手镜》(高丽本)勹部：“匂，盖，葛。”意思是“匂”这个字，读作“盖”，是葛的意思。所以，“国字一览表”里是否还应该给它留一个位置，就值得讨论了。

一般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时候，遇到日本“怪字”，意译或者音译都可以避开，不让它们出现在译文中让读者头痛，不过一碰到日本人名、地名中的“怪字”，可就挠头了，总不能给人改名换姓吧。至今在日本人的姓名中，还有一些属于日本“国字”。前面提到的“辻”，是十字路的意思。日本地名中的“国字”不仅常见，而且还有一地专用的。日本关东北部有个栃木县，栃(toti)是日本“国字”，本来是一种山地自生的落叶乔木，栗子似的褐色种子可以食用。爱知县有个地名叫“岛”，也写作“岛”，“”和“”都读作“iri”,这两个字就是地名专用。在日本，像这样的地名用字不只一个，本地人当然用来不犯愁，对于外地人来说，可就难明其妙了。

日本风物中的“国字”

新字的产生首先是为了书写实用和方便。有些中国字写起来很繁复，日本人就造一个简单的去代替，作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简体字。山麓的“麓”，笔画太多，日本国字就出来一个“”字，保留了“麓”字的上部，以“林”加“下”字会山脚下之意。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翻译西方书籍，碰到许多新事物、新概念，于是便仿造汉字的造字法则造了一批新字。这些字一度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接受。例如，重量单位“噸”(今作“吨)，长度单位千米写作“”，厘米写作“”，毫米写作“”，它们都是将西方文字音译和汉字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些字都通过翻译传入中国，只是今天已不再使用。为了表示生物体由腺细胞组成的能分泌某种化学物质的组织，日本学者创造了一个“腺”字，这个字不仅在我们的自然科学中长期使用，而且被收入了《新华字典》。它的结构容易意会，让我们感觉不到它原来是“舶来品”。像这样日本“国字”被中国汉字吸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日本素称海洋之国，森林之国，独有的水产和林木数量很多，它们是日本人的骄傲，所以在“国字”的家族中，表示鱼类的“鱼”字旁的字和表示林木的“木”字旁的字就格外多。在茨城县，我曾看到两家以汉字为广告的店铺。一家是刺身店，门前转动的圆形霓虹灯上写满了鱼字旁的字，其中如鱈、鰯、鮱等字见所未见，主人以这种鱼字大博览的方式向客人夸耀日本渔产之丰、自家鱼虾之鲜。另外一家是木材店。店前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广告牌，上面全写的是木字旁的字，数目实在客观，其中当有不少属于日本的“国字”。那些日产的鱼字旁和木字旁的字，随着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今天有些为中国人所熟悉，甚至进入到中国部分百姓的日常生活。例如鱈(tati)、鱇(kou)等字就随着日本料理店进入中国都市而开始成为熟面孔。

除了自然风物的不同之外，日本民族还有属于自己的有关神鬼狐、鸟兽草木虫鱼的想象。从最早的叙事文学《古事记》、抒情文学《万叶集》等作品中，它们就不断现身。周作人翻译的《平家物语》卷四十五篇名为“怪鸟”，原文是“鵼”，读作奴江(nue),是一种怪物，并非鸟类，叫声像是“奴江”，故以奴江为名。书里说是源赖政从紫辰殿上射落的怪物，据说长着一张猴脸，狸的身子，蛇的尾巴，虎的手足，叫声像画眉。其实《广韵》中已经有这个字，说是怪鸟。周作人推测是一种昼伏夜飞的鸟。由于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字，“鵼”不能算是日本“国字”了，这个字也写作“鵺”，突出其夜间活动的特性。

怪字不一定都是日本“国字”

我们今天看不惯的日本字，不一定都是日本“国字”，有些反而是六朝唐初俗字的写法。中国的“葛”字，日本写作“”，中国的“笑”，日本写作“咲”，上面说过的“渊”字，日本写作“渕”，其实“”、“咲”、“渕”都是唐代的俗字。这只要看一看敦煌写本和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写本就明白了。

江户初期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翻译成中文时写成“德川光国”。“圀”字看起来很陌生，其实是个“中国产”。唐张鷟《朝野佥载》还记载了一个与这个字相关的传说。天授年间，武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囗’中‘武’以镇之。”女皇大喜，发下制书立即执行。过了一个多月，又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赶紧追归制书，又把“囗”中的“武”改为“八方”，即为“圀”。这则传说虽然头头是道，却少根据，“圀”字的出现是在证圣年间，而不是在天授年间。总之，“圀”是唐代的异体字。今天“圀”字在日本也很少使用，学江户时代历史的却不能不认识它，因为德川光圀对江户时代的文化是很有贡献的。

日本“国字”该怎么念？

日本“国字”，多是会意字，两部分合在一起表示一个事物，或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或内外结构。但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误以为偏旁表示基本意义，还有一部分就表示读音。汉字中形声字多，我们也容易把日本“国字”当形声字来看待。按照念字念半边的习惯，这些日本“国字”也就会约定俗成地找到较为可行的读法。

虽然少数日本“国字”已经能在《新华字典》上查到，然而，对这些越来越多地闯入我们精神生活的不速之客，我国官方都还没有一个说法。比如对日本国字进行一番调研，规定一下哪些字我们可以使用，应该怎么读，哪些字我们不必引进，可以用什么方法处理等等，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一天天在增强。

在没有这样一个规范之前，读者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读音的问题。一般译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少译本既无注音，更无注释，全凭读者跳着读或者蒙着念。不过也有的翻译家早就想到了，他们一方面在译文中尽量避免过多引进新字，一方面又通过注释等方式介绍必要的知识。周作人在《平家物语》等译著中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加上很详尽的注释，用拉丁文注明该字在原文中的读音。这样的注释本身知识量大，读来也颇有趣味。这完全是一种研究型翻译的做法。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近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从这种意义上说，解释一个日语汉字，还是做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翻译者在介绍日本文学经典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因缘。

诚然，由于译本面对的对象不同，做法也可以各不相同。不过，起码可以给它们用拉丁文或者别的方式注一下在原文中的读音，如能简明地说明一下它的特有含义，就可以更多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读来也会更有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