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是陕西周至人，于1955年夏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分配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后，几十年来一直与编辑刊物有不解之缘，先在《文艺学习》做编辑、记者，后转至《人民文学》，这一干就是三十三年。从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一直做到常务副主编。

 

　　《人民文学》是国家级刊物，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方向盘”，当然为全国所有作家所瞩目，所尊重。尤其在新时期文学中，该刊一走在时代的前沿，革故鼎新，冲破各种禁区，为各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的扎根落户和健康成长创造机会，推波助澜。这其中，周明也做了大量的散文及报告文学集，如《历史在这里深思》（六卷本）、  《当代散文百家鉴赏》、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十卷）、《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与傅溪鹏合编，十卷本）、《新中国50年报告文学选》（与张锲合编，三卷本）等。披沙拣金，集腋成裘，为一个时期文学精品的保存与传播尽了自己的努力。

 

　　编辑是周明的本职，创作是他的“业余”，但他仍在创作上多有建树，皇皇十数部著作，洋洋数百万言，铺洒在当代文学的驿路上。他的《记冰心》一文成为当代散文名篇。现在，周明虽已年逾花甲，仍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在散文及报告文学研究、在冰心与茅盾的研究方面，辛勤耕耘，不遗余力，协调组织，成就日著。

 

　　谢永旺：引燃别人心灵的伯乐

 

　　谢永旺是河北三河人，1956年夏毕业于兰大中文系，同年分配至《文艺报》，从编辑、编辑部  ，主任，一直到总编辑：其间他还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编辑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

 

　　谢永旺在文艺界的声名甚高，新老作家均对他赞誉有加，可是，他的著作却不算多，显得与他的声名和地位有些不相称。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述而不作”者，他把自己对文学卓越的识见和强烈的文学责任感都用在了为人作嫁上，他是一个文坛伯乐。当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的，它就是谢永旺一手促成面世的。1970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谢永旺去山东组稿，从作者李心田手中发现了这部书稿。他将其带回北京后，出版社当权派看后说：“这本书像《鲁滨逊漂流记》，什么意思呀？”他刚从干校回京，犹如惊弓之鸟，可责任心却使他勇气倍增，书还是面世了。历史证明，这是一本好书。读过当代文孓奠的人，一定还会记得六十年代初那场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运动。运动的导火索就是谢永旺以笔名“沐阳”发表的文章：《从邵顺宝、梁子老汉所想到的……》，一千多字的短文，引发的却是一场掀天动地的风波，也难怪，那时候正是所谓的“英雄人物”、“三突出典型”独霸文坛的时代，“中间人物”犹如一个魔鬼，一经面世，自然要受到口诛笔伐。当然，“中间人物”毕竟是永远活在世间、活在作品中的人物。现在这个名号已是一个连提都不用提的常识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评论家丛书》中有谢永旺的评论集《当代小说闻见录》，虽只一本，却字字珠玑。他无愧于优秀评论家的称号。

 

　　阎纲：以身立论的文坛宿将

 

　　阎纲是陕西礼泉人。他上大学前，当过野战军宣传员、县文化馆员，1 95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他也是编辑出身，先后任《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刊物编辑、编委，《中国文化报》副总编、《中国热点文学》主编。

 

　　阎纲属于成功的两栖作家，在评论与创作两只船上扬帆破浪，各有建树。他出版的评论集多达10部、数百万言，重点在小说评论，兼及其他文体。  《《红岩》》与《创业史》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占据着突出位置，而阎纲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探幽发微，道他人未敢道、未能道。表现出了不不凡的文学见识。他的《文坛徜徉录》一书，影响了众多的文学青年。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后阎纲的文学事业也进入了新时期， 如《小说论集》、 《文学八年》、《新时期小说论》等著作，都是研究代文学的必读书目。除了评论，阎纲还写了大量的随笔、杂文、散文，表现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所有这些成就，一方面来源于他在学校打下的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文学的倾心热爱，另一方面也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的映射。前者使他视野宽阔，书卷飘香；后者则使他正气沛然，以身立论。在“文革”中他曾两次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下放干校劳动六年，穷而后通，穷而后明，做文如此，做人亦如此。近年，他曾奋笔疾书，使一个混迹于文坛的骗子无藏身之地，表现了一个老学者强烈的正义感，赢得了文艺界的普遍尊重。

 

　　雷达：新时期文学的发言人

 

　　在“兰大四才子”中，雷达是“小弟弟”。他生在天水，长在兰州，1965年于兰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作协工作，先后做过《文艺报》及新华社编辑。

 

　　当时正闹“文革”，北京处在全国的漩涡中心，他却能游离于其外，利用一切时间狠攒学问功夫。终于新时期文学的太阳破雾而出，雷达厚薄发，一跃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重铸民族魂”、“文学活着”、“灵性激活历史”、“传统的创化”、“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在评论界声名显赫的术语，均出自雷达之手。对长篇小说《古船》、  ，  《白鹿原》的评价，对“新写实主义”潮流的美学界定，处处都表现着他对文学的真知灼见。

 

　　雷达是伴着新时期文学的发韧、活跃、转型以及成熟而稳步成长的评论家，他的文学见地也洒满了新时期文学的漫漫征程，无论谁来书写这一段文学史，雷达的许多观点是不会被忽视的。雷达是用七部、数百万言的评论文字，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同样，雷达也是一位成功的两栖作家，他在散文创作上获得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评论。几乎每一篇作品一经发表即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等名刊转载，而且连获大奖，如“上海文学奖”、“钟山奖”、  “作家奖”、 “芙蓉奖”、“昆仑奖”、 “中华文学选刊奖”等。他的名篇《缩略时代》，虽千宇短文，却广为人知，“缩略”几乎成为对一个时代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