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政府之强，何以致之，天下人民皆同心也。臣等不必远引旧事证之，且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以验之。我政府之孤立何其岌岌乎危哉，而我政府之变革，天下人民为之忧乐者几何?实不啻未为之忧乐也。天下人民漠然不知之者，十居八九，唯惊于军队之解散耳。今立民选议院，则政府人民之间，真情融通相共，合为一体，国遂以强，政府遂以强。
臣等既就天下之至理究之，就我国今日之情势言之，就政府之职责论之，及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验之，则臣等愈笃信臣等之说，切谓今日使天下振起之道，唯在立民选议院，张天下之公议而已。至其方法等之议，臣等不必在兹言之，盖十数张纸不能尽之者也。但臣等窃闻，今日有司籍持重之说，事多务因循，视世之言改革者为轻率改进，而拒之以尚早二字，臣等请辩之。
夫云轻率改进者，固非臣等所解也。若以事出仓卒者为轻率改进，则民选议院乃事出郑重者也。有司各部省不知，而变更之际，诸事失本末缓急之序，以彼此之措施不相类者为轻率改进，是国无定律，有司任意施行也。有此二者，适足以证可立民选议院。夫改进者，天下之至美，事事物物均非改进不可为功，然则，有司不能罪改进二字，其所罪者必止于轻率二字而已。
轻率二字，与民选议院未相关涉也。尚早二字于立民选议院，臣等不独不之解而已，臣等之见且与之相反。何则，今日立民选议院，尚恐有待时日，而后始期至于完备。故臣等一日唯恐其立之晚，故曰臣等之见且与其相反也。
有司之说又云，欧美各国今日之议院者，非一朝一夕设立之议院，其进步乃渐以致之者。故我今日，不得卒然效之。夫进步以致之者，岂独议院哉?凡学问技术机械皆然。然彼积数百年之久以致之者，盖前无成规，皆自行经验以发明之。今我择其成规而取之，奈何不可企及耶?且必待我发明蒸气之理，然后始得用蒸气机械，必待我发明电气之理，然后始得架设电线乎?政府应可下手从事也。
臣等既已辩明今日我国所以应立民选议院，及今日我国人民进步之程度堪能立斯议院，则有司之拒之者不得有所借口矣。立斯议院者，乃欲伸张天下之真理，立人民之公论通义，鼓舞天下之元气，以上下亲近，君臣相爱，使我帝国振起，保护其幸福安全也。请予择之为幸。"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上卷，1924页，日本雄辩曾，1928年。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之发展》，1013页，雄鸡社，1948年。
此一建白书，旨在攻击政权还于"有司"，即萨长藩阀的专横，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赏罚偏颇不正，言路蔽塞而受压迫，人民的困苦无告，并指出其拯救之道，唯有伸张天下的公议，而设立民选议院。并对议院设立尚早论，加以逐次反驳，申明设立民选议院，政府和人民之间，真情才能相互融通，合为一体，国家始能强盛。这是正面向官僚派专权挑战的一大文献，为日本民权运动与国会创设运动的先声。此建白书一出，朝野赞否两论沸腾，那些被政权所排挤的士族，本来就愤懑于藩阀有司的专横及民权的屈枉，即举双手赞成，仰望自由民权光芒的来临，盛赞板垣为救世主。然而出仕官内省的加藤弘之，则以为民智未开，时期尚早，而反驳民选议院的设立是一种空疏的理论，不切实际。
板垣等在提出建白书前后所组织的爱国公党，也是日本政党的萌芽。当时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以天下政治为使命，而想要和向来的私党或朋党区别而来。但严格地说，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近代政党"（modern political party），而属"名望家政党"（party of notable）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党员都是显赫的士族，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望其项背，他们又设立"幸福安全社"为同志集会的俱乐部。这是名望家层的政治俱乐部，用以对抗掌握实权的藩阀俱乐部。但无论如何，爱国公党确是日本政党组织的嚆矢，并为后来爱国社的前身，及自由党的滥觞。
板垣等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而组织爱国公党之后，未掌权势的士族即相竞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权论，影响所及达于全国各地，藩阀政府不得不讲求镇压的手段。这时爱国公党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过急而参加1874年的佐贺士族叛乱，被捕枭首示众，于是爱国公党就昙花一现地自然消灭了。
板垣见情势不利，同年3月返回其家乡土佐，另行组织一政治团体"立志社"，募集青年才俊，翻译洋书，研究泰西法制，鼓吹卢梭的民约论、边沁的功利说等，倡导人民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唯有伸张民权，日本帝国始得强盛。于是，不得志于中央，不满藩阀政府专制而垄断政权的志士，云集土佐，受自由民权主义的洗礼，奉板垣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而土佐俨然成为自由民权的圣地，并以立志社为中心，结合各地的自由民权政社，于1875年1月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爱国社"。这就是后来国会开设运动的动力，自由党组织的中坚。
大阪会议与政府合作
这时，官僚派方面亦觉得，自从征韩论的纷争后，多数参议辞职，以致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藩阀政府乃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为了补强藩阀势力以及镇压民权论的沸腾，由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斡旋，安排大久保和板垣退助、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们的会议。在1875年1月至2月间所举行的大阪会议，是官僚派要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同盟来加强政府的势力和威信。会议妥协的结果，板垣的主张被接受，以渐次采用立宪政体为条件，约定与朝廷合作。于是同年 3月12日，板垣复任参议之职。基于会议的决定，4月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并设立地方官会议，发布渐次开始立宪政体的诏书。这是官僚派为了回避自由民权运动的攻势的策谋，虽然表面上采取三权分立制，但官僚专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板垣被任命为政体调查委员，然因其改革意见不被接受，于10月27日再度下野。
士族的叛乱
主张征韩论的多数参议下野之后，明治政府事实上成为大久保利通的独裁政权。但政府集权化的政策，亦否定了士族在传统上的特权，他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历代相传的家禄，军事上因征兵制的实施而夺去其传统武士的荣誉感，故在1876年颁布"带刀之禁令"时，心理上的屈辱感乃达到极点，于是就拥立西乡隆盛举兵造反，酿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结果兵败，西乡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切腹自杀。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后的以武力反对政府的斗争，其失败也就结束了士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梦想。
当西南军变时，立志社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呼应，而有少数人，以阴谋颠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压制其门生暴动，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书》，以合法的行动，批评政府，并要求早日设立民选议院，奠立立宪政体。
西南战争既然证明反对藩阀政府的运动，不能使用武力斗争，就非改变为言论斗争不可，这给自己民权运动带来新的转机。1878年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时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县的士族，而不见农工商民的影踪。故日本民权论的兴起，是不平的士族对抗藩阀官僚的专权而来，这和欧美的民权运动是因市民阶级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对抗贵族和僧侣的势力而产生，迴然不同。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