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前，网上评出“十大国学大师”，鲁迅入选，引起一番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便是争议的焦点。反对鲁迅入选与赞成鲁迅入选的人，他们想到的只是鲁迅能不能算国学大师，却没有去想鲁迅愿不愿当国学大师。

近日翻看《热风·题记》，说的是鲁迅为《新青年》写随感录的概况。其中一段文字说及五四之后：“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我知道鲁迅评说过“国粹”与“国故”，却已记不起也曾评说“国学”，便去翻阅那一年的文字。一篇叫做《估“学衡”》，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以《学衡》的创刊号为例，在刊发的文章中检出诸多砂子，把“学衡”派的“国学家”都“估”进去了。至于其后的《“一字之学说”》，则是专说吴宓的，可算是对《估“学衡”》的一个补充。鲁迅批评这类“国学家”，却并非因为他们的国学根基之不实，而是因为他们以“国学”来抵制新文化，连一个新式标点都在抵制之列。鲁迅不想当“国学家”，并非因为不屑与这样的“国学家”为伍，倒是因为近代无数史实的教训，“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这话他在《随感录四十六》中说的。此前，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之结尾处还这样写道：“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人必须走出新路。

在鲁迅关于国学的文章中，有一篇《所谓“国学”》，开宗明义提出的就是：“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他将它归结为两条。一条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这是“书籍的古董化”，“遗老有钱”，旨在“聊以自娱”，这且不去说他。商人赚钱，则是“借此获利”。连茶商盐贩也“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所刻的书，使人“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只是“古色古香”的“古董”，价格却是不菲。想赚学生的钱，“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更是“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另一条则是“洋场上”的那些专写“卿卿我我”、“蝴蝶鸳鸯”的文豪，“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这可称之为赶时髦，难免洋相百出。此文之前，鲁迅已有《“以震其艰深”》一文，说的是李涵秋，可作此类“鸳鸯蝴蝶”派文豪以“国学家”之面目出现“事实很可惨”的例证。鲁迅在《所谓“国学”》的结尾处写道：“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如此等等，说的不仅是“国学家”，而且是“国学热”了——其实，“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即“国学家”而能“暴发”，本身就是“国学热”的一种体现。

鲁迅的这些文章，写在90年前，如今读去，竟是全新的感觉。真不知该赞赏鲁迅杂文的生命力，还是感叹历史与我们开着跨世纪的玩笑？